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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数据说话。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比率
注：2007年以前扶贫标准称为低收入标准。
数据来源：2007—2010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2011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2011—2013年数据来自次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有没有巨大进步？有。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是全球极度贫困人群聚居国家中扶贫工作最为显著的。近几十年，中国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
对于中国脱贫所取得的成绩，印度媒体不无羡慕地说，过去10年来，中国农村人口的脱贫数达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法国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时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基本解决了农村居民的生存、食品和穿衣问题。
但注意对比一下上面的表，这个2.8%是按照2010年的低标准来的，也就是温饱线。稍微有点年纪的知友应该小时候对电视里经常提到的这个词应该是记忆犹新的。而这个温饱线在10年中远低于实际物价增长，仅代表维持生理需求的最低标准。2011年才更换为最新贫困线2300元的标准。
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即使按照中国人均收入1300元贫困标准线，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中国是一个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语 ps：这应该指的是2009年）
此外，和大家预计的不同的是，城镇人口的贫困率，大大超过农村。
（来自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现状及对策研究》姜艳 ）（来自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现状及对策研究》姜艳 ）来源 2011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来源 2011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所以答案是：
中国有没有进步？
有。
崛起了吗？
还有距离。至少，不能说全面崛起。
我跟天天感觉良好的“崛起者“们不一样：2011年农村贫困线仅仅是提高了1000元，全国一下就多出来1亿贫困人口；而中国的城市贫困线也只是月收入600~700元左右，就占据了总城市人口的9%。任何一个在中国有过生活的人都应该能从这些数字里看出来，这已经逼近了一个人生存的底线。假如这个标准从农村月收入200、城市月收入700再提高一点，贫困人口又会激增多少？这恰恰说明，我们国家的国力发展虽然大大提高，但是分配制度和社会公平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的答案中提到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名单上的高贫困地区，有的地区贫困率甚至超过20%，即5人之中有一人赤贫。他所言沉重，乃是事实。那些认为他矫情、片面的答主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国家取得的成就使你们骄傲自豪，但同胞的困苦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呢？
我们天天乐道的”崛起“，只是一个唯gdp总量的标准。事实上，很多在gdp总量上输我们几十位的国家，按中国的贫困标准划分出的贫困阶层，在他们国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中国为什么会取得三十年经济奇迹，2000~2002年的天涯关天茶舍有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我认为这个问题下所有的答案，并没有一个比这篇十多年前的文章更切中要害的。：
C： 我插一句，本来我们认为的或者想象的社会结构不是这样的。是个多样性的力量的合成，是个市民社会。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等等。但DMC出现以后，这些东西似乎就大大地改变了。
Y： 当初中国社会是计划经济，整个社会有具有同一性，不敢讲是铁板一块，但同一性是大体的特征，邓的改革时代开始后，这个同一性打破了，开始有了多样性。这个时期社会结构变化很快，还没有一个主要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出现。那么在95年前后， DMC开始发力了，它改变了过渡性质，各种社会结构因素就开始逐渐地固定下来，当然指的是固定下来的趋势，并非说固定过程已然完成。
80年代开始的改革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国有企业事实上成为直接或间接的改革对象，国有经济开始表现出一种衰退的现象，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中，我们可以体验到的，餐饮、食品、零售、服装，逐步到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等，国有企业都在衰退。
C： 我感觉当初改革时，对现在DMC对应的那些领域，石油、邮电、电力等等，并没有去动。
Y： 那是啊，因为渐进式改革一定先选那些较易改的对象啊。改革的市场取向一定沿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途径走。这样总是中小型企业先被改革，逐步在所有制上多元化。而DMC对应的那些企业，则不同于中小型国企，因为所有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力与企业规模成反比。这样，DMC的效率提高的路径就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国企，它保持国有形态，一样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DMC那些领域，你即使改，当时也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进去啊。应当讲，国有企业能放弃的领域都在放弃，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都增长了，这个过程还在继续。
C：对比苏联解体后，首先从超大型机构开始动，结果整个经济体系崩溃了，效率也没有提高。
Y： 中国特别用心地保护了DMC，中国在对中小型国企的改革时，社会动荡小的多。对大型企业改革则往往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所以中国很正确，不去改这个东西，而是完善强化它。
如果各位有兴趣找找原文继续看下去，会对这一概念有更全面的认识。DMC的巩固和壮大诞生了今天中国的权贵资本，也和我提到的贫困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