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大卫·哈维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他2004年出版的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系统地分析了西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变”产生的根源和运行模式，并做出了预测：世界将在这一种模式下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果然，四年之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大卫·哈维在书中的种种预言几乎全部实现。2014年，哈维又出版了新书《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及其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相当于对2008年的全球大危机进行了一次复盘，其中分析的种种矛盾对我们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启示。
在2015、2016两年中，中国楼市经历了又一次疯长：2015年12月，一线城市土地成交均价为1043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6.8%；而最为疯狂的深圳房价在前年到去年的涨幅超过了100%。在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17房价指数中，合肥、厦门、南京、无锡、深圳、杭州、上海、福州、郑州、北京占据了全球涨幅的前十名。而天津、武汉、广州、济南也名列前二十名。其中排名第一的合肥房价年度涨幅高达48.4%，而排在第16位的济南，房价年度涨幅也高达19%。
我们复盘一下08年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市场可以算作是导火索。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众多金融机构赢有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金融杠杆无数倍的放大，最终因为美联储加息而众多次级贷款无法收回，导致资金链断裂、百年雷曼兄弟倒闭、房地美房利美危机，进而引发道琼斯雪崩、全球金融危机。
然而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危险气息的字眼再一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而整个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或早已超过1万亿元。杠杆资金、场外配资，熟悉的字眼一再挑动着人的神经。去年股市泡沫破灭还历历在目，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居民投资加杠杆，一个是通过两融的场内加杠杆，另一个是通过场外配资加杠杆。近年来，热点城市“地王”频出，推动房价节节攀升。而“地王”的背后，是大量热钱涌入房企带来的支撑。2016年下半年，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济南等城市相继出台政策，明确开发商必须用自有资金方可购地。不过，仍有大量资金绕道进入。若非国家及时叫停这种疯狂的金融行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故事很可能会在我们身上上演。
因此，再度审视疯狂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对当今我们的经济、社会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矛盾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讨论这个矛盾之前，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定义。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本文“矛盾”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而非文学意义上的矛盾。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或关系。
我们来就房地产来看，房屋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呢，比如为我们遮风避雨，提供建立家庭和生活的场所，保护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是我们完成劳动力再生产（饮食和睡眠）的重要场所。那房屋的交换价值又如何呢，我们必须付出金钱购买或租下房子，这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衡量的就是房屋的交换价值。
曾几何时，在人类还有许多荒地的年代，人们凭借自身劳动建造房屋，这时土地是免费的，建筑的原材料取自于大自然，人们需要付出金钱购买的仅限于斧头、锯子、钉子、锤子等，房屋的交换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在当今许多国家的贫民窟，房子就是以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世界银行把这种贫民的居住方式称作“自力建屋”（self-help housing）。自羊吃人运动和西方殖民全球开始，基本上所有的土地都被完全私有化，这时房屋的“交换价值”就逐渐体现出来了，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
而房地产的进化远没有在“商品”止步，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房屋这种商品已经被严重的“投机化”。房屋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工人和物料）外，还取决于另外两项因素：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以及购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具体到中国，扮演这两个角色的就是房地产商和“代表国家出租土地”的政府。基于此，交换价值迅速地主导了整个房地产市场，而其使用价值在高不可攀的房价面前，更像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附属产品。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严重剥离，势必引发投机现象，而投机现象愈演愈烈，终将酿成危机。投机，说白了就是一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美国学者刘易斯的著作《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就详细阐述了房地产投机行为如何引发了不可逆转的金融海啸。除了美国次贷危机之外，2007-2009年爱尔兰、西班牙同样出现了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严重违纪。再往前追溯还有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1990年日本土地市场大崩溃，以及1986年的美国储贷危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构架范围内，交换价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一种合理现象。然而西方经济学在“效用革命”之后，完全抛弃了“价值”这一概念，而把价格表现为“需求-供给”曲线的交点。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会用自己的逻辑构架批判这样的设定。例如在次贷危机中，美国约有4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借款人因为违约而失去赎回房屋的权利）。这些人因为追求房屋的交换价值，或者说被迫接受房屋高昂的交换价值，而最终丧失了房屋的使用价值。有更多的人处在房贷“溺水”的状态：他们在房价高峰期买房，因为房价随后大跌，他们欠银行的利息甚至比房价市值还要高——这就是来自交换价值绝佳的讽刺。
矛盾二，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即货币充当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同时，货币还具有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功能。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如何评判“利息”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位的嘛，你要用钱，就必须得付利息，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此是从来不感冒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价值”，只有人的劳动作用于资本，才能生产出价值，劳动才是第一性的、首要的；而“钱生钱”更多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改造的。“利息”等一切其他的金融操作，让理应用来测量价值的货币，变成了一种商品，也就是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产生更多价值（利润或剩余价值），其交换价值就是利息。利息，也就实际成为了赋予量价值的货币一种价值。
种种的金融操作，种种的投机风险，其根源都是在于此。具体到房产市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政府和地产商在房产盛宴中大块硕朵，金融资本也从中分到了一杯羹。假设100万元的贷款，利率5%，分三十年偿还，最后的还款总额为195万元，相当于多付了近一倍。我们在考量房屋的交换价值时，不能不将巨额的贷款算入其中。房贷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储蓄工具，替我们储蓄房屋的交换价值，而我们得到的看似是房屋的使用价值，其实是你的贷款、也就是那笔“钱”的使用价值。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货币衡量价值的属性越来越弱化（因为就如第一部分所说，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剥离过于严重）。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完全废弃了货币的金属基础，我们进入了货币可以无限创造和积累的时代。可以说，房价的疯涨从根本上就是体现了这两组根本矛盾：交换价值与价值剥离、货币与劳动社会价值剥离。
货币理应表现创造性劳动的社会价值，但它却呈现出虚拟资本这种形式。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不会生产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于是乎大量虚拟资本涌入房市，信贷宽松促使房价上涨，房屋快速周转，造就大量从房产交易中赚取丰厚佣金和服务费的机会。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许多房屋抵押贷款——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被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DO）一种虚拟程度更高的资本，创造成为一种可以买卖到世界各地的债务工具。
矛盾三，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在矛盾二中我们说了，资本不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则是要尽可能地从劳动者这里攫取更多地剩余价值，这一关键词就是“剥削”。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劳动力商品化，成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劳动。资本对付劳动者越成功，其利润越大；劳动者对付资本越成功，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而近年来在劳动者与资本的斗争中，人们将重点放在了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确实得到了长足的提高。然而劳动者进行再生产的领域——比如住房，却长久未获得足够的关注。资本也在这一领域开疆掠地，确立了绝对的优势。
可以说，资本对劳动者剥削得主战场从生产领域进军到了再生产领域。就如我们前文所分析，房屋供给往往是由日趋投机的交换价值操作驱动，而房屋市场是榨取租金（包括土地和房产）、利息财产税和利润的地方。房市也是一个以大量掠夺式活动诸城的市场。劳动者可能经由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争取到客观的薪资增幅，但他们为了在投机驱动的房市中取的房屋的使用价值，必将遭遇无可避免的掠夺——会消耗掉他们全部的薪资增幅甚至更多。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成果，被地主、商人、银行业者、收取佣金的律师和中介全部偷走，更不要提除了房屋供给外，医疗、教育、供水、污水处理和其他基本服务私营化和商品化。
从宏观的城市经济来看，城市开发的要点就是摊大饼，把城市越摊越大，把居民从市区赶到郊区去。如马克思所说的，“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而把居民赶到郊区，又为开发郊区的土地提供了机会。在引用列宁一段话：“拿发展得特别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赢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所以在开发郊区的过程中，建设密集的交通网络是一项必须的先行措施。对于现在的城市，就是地铁修到哪里，房价涨到哪里。为什么政府有那么大的兴趣搞城市“摊大饼式的建设”，而不是对一个地方进行小而精的规划，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为摊大饼这正反里外的全是巨额的GDP啊，全是资本在流动中的增值啊。
所以，当郊区也开发得差不多了，房价已经涨到了相当程度，人口已经密集到相当程度了，这个时候，就提高交通费用了。通过在城市开发中的相互勾结和配合，各种资本集团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从居民身上不放过任何一点攫取利润的机会。利益集团雨露均沾，谁都有好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城市开发成了资本的盛宴，资本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政府从中获得的好处也不比任何资本集团更少一些。而从中受到侵害的，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赶去郊区居住的市民。
恩格斯有一部著作《论住宅问题》，在书中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这不仅伤害了工人，也打击了小资产阶级。最后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把工人阶级的一切要求，包括解决住宅问题的要求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
再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讲19世纪英国伦敦的住宅问题吧：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矛盾四，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
我们之前的文章中说过无数次生产过剩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因为劳动是价值生产，想要实现这一价值必须把商品放到市场上去。然而劳动者们过于贫穷，“已经被剥削的一无所有”，那么众多的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于是就会在经济运行中造成“血流不畅”，引发经济危机。
因此说，商品资本的实现（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限于一般社会的消费者需求，而是受限于绝大多数人总是贫穷而且必须总是贫穷的那种社会的消费者需求（《资本论（第二卷）》，391页）。那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发现，当劳动者用一月收入的1/3——1/2作为房租，用前半生的积蓄和后半生的预期收入购买房产，在本就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买下了多么大的风险了。
我在《被吞噬的中产阶级》一文中介绍了“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的观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汤茜草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教师在购房之后生活质量普遍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同时这些高学历、稳定收入来源并普遍被人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群体已经产生了自身认同危机。
作者认为，在城市高昂的房价面前，个体通过努力所获致的赖以谋生的职业却无法提供其维续职业价值感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这是学者们对于教育获致较高社会地位的美好祝愿。曾几何时，通过努力获得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大学教职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现如今，“读书不为稻粱谋”在现实的高房价困境前成为了理想的肥阜泡，高校教师甚至成为了地位获得示范作用的一种讽喻。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近年来一路高涨的房价中成了现实。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釆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一部分调查对象在买房之前还安于自己“被中产”后的中产阶级身份，过着白领”、“小资”的生活，但因为一套房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生的境遇也因此不同。
高房价是一把双刃剑，曾经的商品房政策强行将财富从人民中剥离出来，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高房价就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举个通俗的例子，我手上有几百万，我是去买房子，或者是去创业，哪一个更能给经济带来活力呢？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科技革命爆发的契机，香港许多年轻人就是牢牢钉在了房子上，才会变得保守、畏首畏尾、不敢打拼，让经济发展只能靠更高的房价来带动，落入了一种悲哀的恶性循环。同样的，中产阶级把前半生的积蓄和后半生的预期收入都投入了房产上，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继续上升所能倚靠的重要资本。就像旅美学者薛涌说的那样：“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矛盾五，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土地资本
因为资本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在争夺工人剩余价值的战场上，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土地资本从来是勾心斗角的。金融资本与土地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掠夺具体表现为利息和地租。
地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缴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里就有两条可以解读的地方，首先它是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而被资本家剥削的；其次它是超于平均利润的部分，就是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要共同分享这些剩余价值。马克思按照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把地租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类。总地租就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和，级差地租是由对较好质量土地经营权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恢复了对地租理论的继续扩展研究，其中对新地租理论最杰出的诠释莫过于大卫·哈维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哈维的观点是，是土地价值决定了土地的利用，土地价值的变化是在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参与下，“由特定的权力关系决定的”，从而批评了新古典理论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忽视制度因素在地租形成过程里的作用。哈维的城市地租理论的出发点是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毕竟，与马克思时代的土地关系不同，当今世界的房地产产业已经成为了支柱产业之一，除了与建筑业、制造业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还与金融行业剪不断理还乱，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就是房贷引发的么。用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将土地解放出来，使之隶属于生息资本的流通，并将土地市场、土地利用以及空间的竞争纳入资本的一般流通过程。
基于此，哈维提出了“阶级-垄断地租”的概念，包括引入了“绝对空间”的概念证明了为什么房价、地租属于“垄断产品”和“垄断价格”。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地租，面对的是一个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形成的不同阶级结构。而地租的直接来源也不再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包括了无产阶级工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收入。
书中哈维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作为资本积累的地租从“初级循环”（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到“次级循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的结构性条件，其中房地产作为金融资本的超大体量，致使超大规模的固定资本集聚地沉没在静止的城市空间中，使其极其缺乏流动性。一旦滞留在初级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引发经济运转不畅，将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无产业支撑的都市营建环境会瞬间由繁荣沦为“鬼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固定资本（土地资本）和流动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
结语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矛盾永远贯穿于人类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种矛盾尤其独特的释放方式——经济危机。对于这些矛盾的分析与认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探究经济运行脉络，在即将爆发的矛盾点中，可以早做准备，不能兼济天下，也好独善其身。
微信公众号（knowledgewealth），欢迎关注
(二维码自动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