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殆尽（另一个说法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争议。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做判定，恰好我本科论文的题目就是以“刘易斯转折点”为研究方向的，下面就把摘要和研究综述的部分内容贴上来吧。
答案只包括事实性的描述和对各位学者研究观点的罗列，详细了解可翻阅各位学者的相关论文，
答主只作导读，不负文责。
一.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根据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二元经济”过程。在这个过程初期，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负。因此这些劳动力便会以较低的价格（固定的生存工资）向现代部门转移。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水平的升高的现象，以不变的工资将不能雇佣足够的劳动力，经济发展的雇佣成本将会增加。通常称这个节点为刘易斯转折点。
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争论
相对于第一个争论，第二个争论要激烈的多。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节将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1 支持者蔡昉（2007，2008）认为相较于传统认识的刘易斯拐点，中国实际进入的可以说是刘易斯转折区间。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他首先测度出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用农村总劳动力数剔除这部分劳动力，最后再减去转移的劳动力的数目，得出了大约1.06亿的剩余劳动力。他还认为40岁以上的劳动力不再愿意外出务工，也应当剔除，这样20-30岁的适龄劳动力的数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将会更少。第二，他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几个典型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等证明城市制造业的当时水平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开始变得紧缺。大塚启二郎 (2006)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他主要是从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上说的，他认为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也使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再占优，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更加普遍。这使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也会增加。
Garnaut（20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有大量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非常有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率，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顺差）和高度的并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受教育群体的增加，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被吸收殆尽。政策制定者应当适时变换政策，以实现平稳的过渡。
王美艳（2010）则是对中国历年农产品价格进行汇总。对近十年的水稻和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和之前二十年的生产率进行对比。她认为后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肯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2 反对者葛苏勤&Dennis Tao Yang(2011)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工资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农业工资和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保持持续的趋势。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临。
Minami（1968）在对日本战后经济转型进行检验的时候，提出了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运用此准则可以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观点。卿涛等（2011年）对Minami转折点判定准则并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经济还未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Minami（2010）本人也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进行检验。得出类似结论。
Knight（2007）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1989-2005年16年的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是5.8%；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速（8%）。另外他还认为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多是外生的，多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的持续支持相关。他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论是农村还有八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世界银行（2008）也认为不认同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它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区域性的，也对中国官方对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口径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政府忽视了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些都造成了官方数据不能如是反映现实。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M]. ANU E Press,2006.
Meiyan W.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2):137-153.
Ge S, Yang D T.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22(4): 611-62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营养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对中国9个省的居民健康和营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 Th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3): 380-402.
卿涛, 杨仕元, 岳龙华. “Minami 准则” 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2): 47-56.
Knight J.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M]. Research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2007.
世界银行. 中国经济季报 (2005 年 8 月)[EB/OL][D]. , 2008.
附：1.蔡昉定义的“人口红利”
蔡昉（2010）年定义的人口红利，当一国拥有较多比例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1949-1961）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两个阶段，已经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方式过渡，目前人口自然率仅0.5%。蔡昉、王美艳（2005）年测算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26.8%，而到2010年代中，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2. 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金字塔图。
图 中国的人口结构（1950-2050）
图片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
上图是联合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司统计和预测的中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图，形象地描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典型的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过渡，预计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以上。
2050年的人口数据是联合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委员会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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