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我们在探讨区域经济是否均衡增长的时候，要严格把“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分开。我们这里主要探讨前者，因为后者首先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且我们同样还需要证明区域经济是有利于社会总体公平的，但是大部分人直觉上认为是由的。所以最重要的在于后者，讨论的价值并不多，处于多于总体公平的需求，法理上当然是需要各区域经济上的互助和财政横向，以满足共同富裕的诉求，那么平衡就是必须的东西，这个直觉上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没有太多讨论意义，刷三观而已。
而关于经济效率问题上，区域经济学有三个截然相反的理论。
1，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基本假说是，区域之间要素报酬的差别会通过要素流动趋向均衡，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消除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导致经济增长的均衡。而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这一功能作用的前提是必须满足下述假设条件：
a.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b.经济主体能够获得有关价格的完全信息；c.在所有市场上都处于完全竞争状态；d.价格灵活富有弹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e.区域之间运输费用为零；f.所有区域都存在同一的固定比例规模收益的生产函数。
在完全自由竞争条件下，受收益最大化规则支配，要素会自发地流向有利区域，这一过程的持续进行会导致区域间差异缩小，因此，区域发展是倾向均衡的。那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就是有效性的长期政策。
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贫困陷阱我们就不聊了。
但是早期的新古典主义仅仅是谈论了劳动和资本累计，后来加入了技术因素。
故而整合出以下模型：
Y=[AK+(1-A)IL]^b+T 这是H.Sibert 试图调和的一个模型。
其中b指数表示规模报酬递增或者递减状况。所以事实上，均衡发展理论实质上上是注重middle power和趋同性。
2，非均衡增长理论。
这里说我朝用得比较多的是：产业集群理论。来自于Michacle Porter
要点在于以下：
（1）外部经济效应。集群区域内企业数量众多，从单个企业来看，规模也许幷不大，但集群区内的企业彼此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生产效率极高，产品不断出口到区域外的市场，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获得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2）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区内企业之间保持着一种充满活力灵活性的非正式关系。在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里，相对垂直一体化，能够保证联动，并形成更高效率。
（3）学习与创新效应，创新的外部效应和企业经验的溢出是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产业集群也刺激了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新企业的不断诞生。 （依据是“学习曲线”(LearningCurve)）
以上基础在于建立区位的规模效应之上。
而事实上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以及澳加等国的特殊性在于广大地貌，而人口聚集效应来自于历史传承的情况下，基本不可能达到区域均衡，而日本由于国内市场在整个规模经济贡献的比率早就在70年代腾飞的时候达到了边际，而现在更多依靠外部市场。
所以主要经济体里面，真正看起来比较反常的是德国。
德国的区域经济改革历程大致是：
首先《联邦基本法》72条和74条规定：国家必须保持联邦地区内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致性的目标要求。在这一基础上
而后《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简称 ROG)《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结构援助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我以上就就不一个一个注原文了，见谅。）
横向财政平衡，大致方式在于
第一步：将全国营业税总额的一定比例（上世纪70年代为70％，80年代为65％，1992年起为62.5％）划拨给联邦财政后，其余的分成两部分在各州分配：一部分划给联邦后剩余下来总额的75％按各州人口的多少进行分配；另一部分即25％则分配给财力较弱的州。
第二步：评估各州的税收能力和需求量，计算出全国及各州税收能力指数，税收能力指数小于全国平均值的州可得到补助。人口规模不等，则系数大小不一。5000万人口以下的州的系数为1，500万人口以上的州的系数为1.3；人口介于5000至500万之间的州，其系数则介于1—1.3之间。税收能力指数是指税收能力除以税收需求量。各州税收能力之和除以各州税收需求量之和，就得到全国平均税收能力指数。税收能力指数小于全国平均税收能力指数的州可得到补助。不足92％的，则可通过营业税补足；介于92％—100％之间的，则补助与平均水平差额的37.5％；介于100％—102％的州，则不能得到补助；高于102％的州，不但不能得到补助，反而要贡献税收用于州际平衡。如果某州的人均财政收入达不到各州平均水平的95％，则用富州上缴部分补给穷州，补足到95％。如上缴部分仍不够，由联邦提供特别拨款，补足到95％。。
最后在两德统一的时候做了对于东德地区的扶持。比如InnoRegio计划，以及在之后的GA-networking计划
但是呢，从GDP分布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前三个州的占比依然很大，而且这三块正好是三个产业集群，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北威州，而其中北威州占了德国外来投资的大半，拥有69所大专院校（被誉为联邦德国优秀学府的亚琛工业大学便是其中之一）、50个高校体系外研究机构、48个科研中心及技术园区和30个技术转让站。驰名世界的Juelich研究中心、14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11家马普研究所都坐落在这里。
而从区位上看，相互接壤的北威-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黑森--下萨克森正好是一个德国的增长极。集中了绝大部分制造业产出，国内国外投资，技术研发，创新产业。而除柏林外两个城市州是港口产业为基础上，发展科技产业。而三个城市州都是以面向外部市场的第三产业为主。
所以德国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均衡，但是区域经济结构依然是保持一个增长极带动整个国家的态势，同样是属于非均衡区域经济，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的理论。所以德国是平衡，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
也就是说主要经济体事实上都没有完全符合新古典主义区位均衡的实例存在。
那么，中国是否需要平衡呢？因为中国和德国的不同在于，中国是大体量国家。
我认为是需要的。
作为后发性国家，我们其实可以从两条线索来看我朝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一个是城市化状况；另一个是产业梯度。
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率的关系
而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化率有什么关系呢？
以比较平衡的福建省为例。
而这里面中，第二产业对于城市化率的影响在目前而来最为显著，但在城镇化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第三产业和城镇化率会出现伴随关系。而这里面中，第二产业对于城市化率的影响在目前而来最为显著，但在城镇化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第三产业和城镇化率会出现伴随关系。从宏观来说：
第二产业比重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 U 型形状。当城市化比重在 40-60%时
第二产业比重最高。之后,第二产业产比重即开始下降 。而以上两图也证明了我刚才的观点。
更多在于 ，里面统计了各种消费率，投资率等等与城市化率的U型曲线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在我国就数据而言是出于正比关系，但是从产业上来说是一个伴随关系，符合U型曲线。
那么，中国无论是新建西部大开发计划所涉及的东西部产业分工，以及西部新产业集群，还有都市圈的新建立尤其是重庆-成都都市圈，以及各省的省会经济，一定程度上都会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化扩展为导向，新区经济和产业政策投资为重点的经济建设，同样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并在区域经济政策下（尤其是比较密集的中原振兴，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同样会形成规模效应。这种平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所以是需要的。
而有些人可能会质疑，拥有港口，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城市（这里抛开本身就有规模效应和长期发展的沿海大都会，以沿海三线城市为主），理应拥有更好城市化扩展条件，为什么不将中原振兴计划等等全部开成“沿海小城城市振兴计划“呢？？先不说，这个省内经济建设中，有大城市带动沿海小城市的网络化发展，每个省其实都在做。是否需要国家级政策，这个是效率考量。
而且事实上，是否出口导向型和城市化率的关系，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一个佐证在于：
以港口为中心的出口贸易，事实上在人口聚集因素和城市化扩展上的作用并不是占有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