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新常态？
2、中国为什么会【现在】进入新常态？
一、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有常态、非常态之分。经济失衡、过热过冷是非常态，不冷不热正常增长是“常态”，这种常态即“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
一国（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和管理，还包括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的原因包括科技进步、人口增长和快速复制先进国家的赶超式增长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已经达到了全球先进行列，没有可供复制的模板，同时人口增长率可忽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科技进步，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先进国家，正常的增长率只有3%，这3%就是目前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
而中国、二战后的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复制先进国家的既有成果，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7%—10%的超高增长率。随着这些国家与世界先进差距的缩小，其潜在增长率会不断下滑至不高于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然逐步进入“新常态”，增速逐步下滑到3%，这是理所当然。
但是，这里隐藏着另一个问题：
二、人类经济活动领域最前沿的进步速度是稳定在3%的吗？
科技进步的速度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存在一个50年周期的长波。这种长波本质上是周期性的产业升级引发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有了电气化，蒸汽机的全套设备就得作废，有了铁甲战列舰，英国提前百年给木制战列舰种树的行为就像个笑话了），拉长产业链，产生大量的新的投资机会，在长波的上升期逆转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
但是红小将们先不要激动，长波理论虽然潜在地把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批判了一番，指出科技进步并不是简单地强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而是在长波上升期给资本主义续命，长波下降期引发长期萧条，产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繁荣和药丸的交替，但是
长波理论其实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果。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最早见于荷兰社会主义者范·戈尔德伦。此人在1912年发表一篇名为《春潮：对工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反思》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1850-1873年，1896-1911年出现过两个扩张时期。继戈尔德伦之后，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也论证了“长波”的存在。由于语言的障碍，戈尔德伦的许多贡献多年来未为人知，因此“长波”被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则认为帕尔乌斯、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长波理论均有贡献。
（康德拉季耶夫生平：1917∼1919年为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党员。曾协助发展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赞成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新经济计划后来所实行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1928年被解除研究所的职务。两年后遭逮捕。1931年受审，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被判死刑。1987年同许多遭诬告的人士一起获平反。）
的《百年老狼》一文就是应用长波理论叙述经济史的体现（但彼时马前卒似乎也没想明白长波和产业升级的关系，在叙述上更接近曼德尔的原始说法）。 喜欢把马前卒称为马尔乌斯，即新时代的帕尔乌斯，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图片摘自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图片摘自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
不过长波理论的冠名者者康德拉季耶夫在苏联被批判了一番，集大成者曼德尔乃是托派领袖，在中国的实际鼓吹者乃是“新时代的帕尔乌斯”马前卒，最流行的圈子是懂历史唯物主义却不混左圈的一批人，比如姬喵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妨碍了神化大成至圣先师马克思，因此在大陆左圈不受待见是正常的。
冷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迎来一波红利，产生了一轮扩张长波，现在则转入了下降长波，战略忽悠局副局长金灿荣11月21日在上海的讲座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不在听课名单里，不要问我怎么混进去的23333）
总之，处于上升长波还是下降长波，会影响不断下滑的“新常态”到底停在一个什么数字上。
三、中国为什么会【现在】进入“新常态”？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早晚】要进入新常态，但问题是什么时候？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改开后三十年的“常态”就是9.8%，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本应是个渐进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后30年间平均9.8的增长率下滑至2014年7.4%、2015一季度的7%，现在的连7%都不到的增速，恐怕不能仅靠“新常态”来解释。
这不是逐步趋近，这是骤然下滑！
在这个问题上，“官五”林毅夫狠狠打了某人的脸
林毅夫：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如果追究“新常态”的原本定义，则中国现在的新常态应该是8%的增长率，现在定位成不到7%（而且还是统计局立功的结果），实际是经济危机和错误政策的结果。
这一点从小强总理的前后反复和自我打脸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慌乱，是面对经济危机的表现，而不是面对新常态的泰然自若。
“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自推出后，受到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结果等到克强指数下去了，就。。。
《人民日报：铁路货运量等不再是衡量经济绝对权威》（公司频道·财新网）：今年前5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11.57亿吨，同比减少9.32%。目前国家铁路货运量已经连续下滑26个月。6月2日《人民日报》发文称，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等一些传统微观指标不再是衡量经济形势的绝对权威。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等一些传统微观指标持续走弱,而宏观经济依然处于合理区间,这种“背离”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而这，正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统计局局长：经济增速与用电量背离是积极变化》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的文章《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的波动看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文章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指标间的弹性系数正发生新变化，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反映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从趋势上看，指标的导向性与逻辑关系并未变化，其反映的规律性、有效性也没改变。克强曾提出“新两个凡是”，说要不搞刺激政策。
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但是进入所谓“新常态”之后，就怒斥政府不好好投资。不好好促进经济发展。
在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批评一些不作为的地方官员是“尸位素餐”。这显然已不是极个别的案例，在地方财力紧张和人事变动频繁的客观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主观地把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
尽管刚出的5月PMI和PPI数据不乏亮点，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这还不能得出中国经济向好的结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称，“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还没有结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认为，目前的微刺激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的重点是要抓相关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你们说，面对“新常态”是这种表现吗？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