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下为原答案：
作为写着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proposal的准经济学博士生来谈一谈自己的理解。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有缺陷”和“使用”
这部分主要说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有缺陷，因此政府任命某一学派为顾问看重的是操作性和解决问题能力，而不是理论是否有缺陷。
二、凯恩斯主义的“缺陷”
这部分内容针对凯恩斯主义各个流派思想的缺陷进行简述，并指出其实许多所谓的“缺陷”已经是陈年旧事，不过是外行人以讹传讹；有一些人（例如眼镜起雾侠之类的国内奥地利学派追随者和爱好者）则把政府滥用凯恩斯主义的行为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另一些人则弄不清楚凯恩斯主义原本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本答案对于各种说法给予批驳。
三、凯恩斯主义的“长盛不衰”
这部分内容主要说明为什么一个“错误”的流派能够长盛不衰。一是凯恩斯学派能够兼包并蓄，其二是凯恩斯学派始终和现实紧密结合，能够不断完善自己。
四、凯恩斯主义的中国处境
这部分内容说明为什么“民科”青睐奥地利学派或者倾向于否定凯恩斯主义。========================分割线一：“有缺陷”和“使用”=======================
俗语云：是药三分毒，那么，请问题主您生病了就不吃药了吗？显然不会。因此，一个理论或者学说并不会因为他的缺陷而被政府抛弃，政府采不采用某项政策并不取决于其政治立场，至少不是第一标准，首要评判标准反而是“可操作性”。
例如说，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大概在2000年以后流行于各国央行，那是基于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在该模型的应用。事实上美英两国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是用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而不是凯恩斯主义作为政府顾问的。值得注意的是贝叶斯计量本身不是计量学派里的主流：尽管有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2011 Nobel Prize, Christopher Sims），但是频率学派还是主流，甚至Sims带出来的频率学派学生Lars Hansen在2013年接着得到诺奖。因此结论是：操作性决定了政府采纳谁的意见而不是学派；凯恩斯学派也不是唯一在美国能够当政的经济学派；非主流学派（例如贝叶斯计量）也可以登上央行大舞台。
上文说道，为了解决滞涨问题，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大批采用“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作为政府顾问，这都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信徒，甚至克林顿和布什任命的格林斯潘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注意不是自由主义）的信徒。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大批大批都去了南美做顾问，这些人又叫Chicago Boys。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专设奖学金和芝加哥联合培养博士生，为智利政府服务。但各位可曾见过，南美洲诸国经济有何起色？因此结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别的国家也有当政的时候，并非是凯恩斯主义占据高点；当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有当政失败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就没有探讨的意义了，纯粹是撕逼。
因此一个学派是否主流跟央行采不采纳其建议无关。事实上凯恩斯当年就是从从古典学派中杀出血路的，他的老师是剑桥大学教授，布里斯托大学校长马歇尔。马氏是边际革命、工业经济学和局部均衡的集大成者，抱着政府无需干预的观点。凯氏当时还等着信奉自由主义的哈耶克跟他公开辩论，一较高下（之前二人都在信中辩论，下面答主的视频乃子虚乌有，同名书本是值得诸位一看的）。
另外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也是从凯恩斯学派中杀出重围。一个务实的政府是不会理会这些撕逼的，反之，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可操作性。凯恩斯主义不管（在奥地利主义者口里）对政府如何如何有利，但是出现滞涨，就得转向朝圣山学社的专家；新凯恩斯模型不管多么完备，没有贝叶斯方法，那就不能成为主流。作为右派（经济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能在左派（政治自由主义）的克林顿麾下效力，作为左派（支持干预经济）的伯南克也能被右派（政治保守主义）的布什任命为新的联储主席。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真实的学派之争发生在公众之间，现在已经少有经济学家拘泥于学派分歧了。还是邓公说得好：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数十年前胡适之也曾说过：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因此谈主义的，扩大主义和主义分歧的，只能说：你们得提升姿势水平，不要太理想化了，时时想搞一个大新闻，真是sometimes naive，还是老老实实做事，闷声发大财为好。
========================分割线二：凯恩斯主义的“缺陷”=====================
自从1936年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后，较有影响的自称为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如下：一是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二是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三是曼昆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为代表的新凯恩斯学派。余者寥寥，暂且不表。三一般是一的学生，例如伯南克，斯蒂格利茨，曼昆，布兰查德等都毕业于MIT。
三派之中，仅有罗宾逊夫人是最为固执的。她不仅仅方法上排斥主流的数理模型，而且意识形态上最为明显的左倾（公开褒扬文化大革命，连我国执政党都不敢做，试想在西方干这些事后果如何），这或许间接导致了剑桥大学从现代经济学发源地以及老大的地位掉到了二流水平，现如今英国老大都不保。如果您谈的是这一派，恕我插一句：罗宾逊夫人思想甚为令人佩服（张五常原话），但欠缺包容。
综合其他两派的研究成果与进展来看，流行于网上的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个学派的批评是相当业余的。理由如下：
第一，有人批评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不研究结构问题。旧的一派，例如希克斯，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他们构建的IS—LM，索罗增长这一大类模型，确实是缺乏微观基础的。他们把经济学分为“宏观”“微观”似乎有误导的嫌疑（奥地利学派认为，宏观只不过是多了货币市场；芝加哥大学的课程一直分为“价格理论”和“收入理论”，而不分宏微观经济学），这一概念从物理学里面引进（谁让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其后才是经济学）。但是，新的一派却是构建在微观基础上的，他们的模型能经受卢卡斯批判，DSGE便是其代表作。详见：
因此，“缺乏微观基础”是陈年旧事了。也亏得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胸襟宽广，能虚心纳谏，他自己创立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就是具备微观基础的跨期模型，其徒Diamond发扬光大，以该模型夺得2010诺贝尔奖（该系列模型叫做Samuelson—Diamond模型）；他自己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很久以前就删掉IS—LM模型了。而他的弟子们不少便是具备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的骨干。
第二，有人批评凯恩斯主义是饮鸩止渴的毒药，只顾短期而不顾长期。或者说，解决短期波动，持这一观点的例如：我们看凯恩斯自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亡。这句话含义有二：
其一，试问若是身体健康的时候，谁有事没事就在那吃药？不到万不得已，我大腐国的医生从来都不给病人开抗生素的药方，打发你自己去超市买药。答主38.5度发烧还在Morrison买药吃，要在中国早就抗生素打点滴了。难道因为我大天朝滥用抗生素，滥吃保健品就说抗生素是一个毒药，医院用抗生素是黑心的。注意，这里有个词，“滥用”。如果你把滥用当常态，那我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说语体教了。这是政府操作问题，未必见得是凯恩斯主义问题。您要是痛陈太平天国做的那堆破事，以此来反驳基督教，说基督教是邪教，你看有几个人附和你？
其二，凯氏主张的是危机时刻干预，平时奉行自由主义。而不是让政府在平时不断滥用财政货币二政策去刺激需求。当然，凯氏确实开先河让政府干预经济，没有节制的刺激是自由主义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借口。（PS：楼下有读者 要求我回答为何各国政府会滥用凯恩斯主义，很简单：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呗！）
我知道批评者就会说：既然这样，凯恩斯主义就罪大恶极，因为他给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借口。对，奥地利派（包括眼镜起雾侠）最大的攻击点就在这。好比说，枪的发明罪大恶极，他给了人们杀人的借口，炸弹的发明罪大恶极，诺贝尔罪大恶极，我们要回到没有枪没有炮（黄金本位）的日子诸如此类云云。您要是天天吃药吃坏身体就算了，您既不批评给您开药的医生，也不反省自己吃药习惯、是否药物过敏，反而怪罪药.......怪罪青霉素，继而怪罪弗莱明，这逻辑水平还自称奥地利学派以逻辑见长......另外，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给枪判刑而不是给犯罪嫌疑人判刑的。我想说的是：枪使我们能够保卫家园你怎么不提。有些人落后挨打，列强船坚炮利的时候才想起枪炮的好处，奋发图强；有些人还将船炮视之为奇技淫巧，呼吁回到没有枪的冷兵器时代，美其名曰“亚当斯密时代”。
同理，对于金本位和无中央银行的过度依赖使得美国陷入1929年和1907年的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说1929年危机是被政府干预所害。1907年没得说了吧，按照张五常老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会“惊弓之鸟”的观点（信息经济学），银行去中央化会加快危机的传播，因为危机期间人人彼此不信任导致信用加速收缩，银行不管再高的利率都不愿放贷，更多的企业因此倒闭，这就是类似斯蒂格利茨维斯模型描述的信贷配给的现象。如果有中央银行，那么就能够较为准确系统的注入流动性，1907年是摩根把所有银行家集中在一起，半强迫半劝说让他们解决危机。1933年见下面弗里德曼的安娜施瓦茨的研究。所以，放纵自由主义政策跟滥用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害。
第三，有人批评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我们先谈财政政策。其实，扩张性财政政策除了不停地政府支出和中国“四万亿”以外，还有“减税”这一项。我辅导宏观经济学的时候，经常在课上强调的就是“减税”这个政策。这项政策使得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取得一定共识。例如，1960’s年代，左派的萨缪尔森给肯尼迪和约翰逊出的主意，叫做“减税”；1980’s年代，右派的费德尔斯坦給里根出主意，也叫“减税”；新千年，费德尔斯坦交好的布什，给美国开的药方还是“减税”。旧的IS—LM框架里，减税是扩张财政政策，会引起挤出效应。新的理念里，减税减少政府的规模，私人部门规模增加，因此最坏的情况不过是私人消费挤出了私人投资（说不定是促进呢），不是政府消费挤出私人投资，谈不上“挤出效应”。
因此萨缪尔森在自己的教科书里面就傲娇地提到：供给学派的政策不过是跟他当年的财政政策是异曲同工。虽然干的是一回事，但是供给学派提出了新的见解（减税其实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补充一些解决结构性失业的政策：例如教育培训等等，也算是一家之言。
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天朝不常减税（除了农业税会减免和出口会补贴，政府的课税项目实在太多），反而常常滥用固定投资来否定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那些一棒子打死财政政策号称铅笔社的，里根布什这些共和党执政者没反对，费德尔斯坦和一干朝圣山学社的专家还鼓励。你确定你不是他们的卧底？你是朝圣山学社亲生的么？
至于滥用财政政策里的“铁公基”，其实西方更多的是针对个例进行批评，而不是上升到学派。我国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之时，大规模的基建确实有助于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但是如果像我家乡一样一条马路明明没坏，却每隔三两年就翻新一次，作为GDP增长和政绩工程的一部分，那就是“滥用”。对于这种行为本人当然是秉持批评态度，但是有这种行为引发出来的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是不科学的，凯恩斯本人也不愿看见（作为马歇尔的弟子，凯恩斯希望的是没病的时候自由市场经济，有病的时候凯恩斯主义）。
接着我们谈谈货币政策。如果在衰退时期不“放水”，后果如何？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且不说，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给出的答案：大萧条。例如，1929年的经济本身是一个常规的周期性衰退，但是美联储没有及时放水，于是有了举世闻名的大萧条。详见。
作为上一次危机时执掌美联储的伯南克，素有“印钞机”的外号。然而在一连串的QE（量化宽松）以后，伯南克看到实体经济层面的恢复甚至增强，在离职前果断收刀入鞘。此等魄力，此等作为，难道叫做滥用货币政策？因此我读研的时候经常和周围朋友说：伯南克的伟大不在于他的QE和印钞机，而在于他顶住“印钞机”这一外号的压力，能及时终止QE。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真的把弗老的书读进去了。
此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专家”们还支持“比特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在此我用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逻辑去反驳。杨小凯认为，迂回分工使得经济从孤立的点发展到线发展到网状，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谋取一加一大于二的福利。我可以告诉各位，商品市场是节点的话，货币就是网络。货币发行流通到哪里，信用扩张到哪里，网络就有多大。因此，由于比特币总量恒定，没有课挖掘新的货币，其分工网络就是这么大，因此分工深度和广度也就是有上限的，迂回分工无法发展。此时，人们最优选择是持有（令其升值）而不是花费或者投资。这会导致资金缺乏和资金链的断裂，分工网络反而缩小。衰退反而加深成为萧条。这就是鼓吹“金本位”和禁止“货币政策”的后果——大萧条。这是对杨老师和李欣老师讨论的逻辑进行逆推得到的结果，跟伯南克与弗里德曼的分析一致。
至于李哲在讲的两条反对通缩萧条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其一，储蓄增加投资基于什么？基于这些储蓄的货币能花出去投资。所以，储蓄的东西最终是通过货币乘数加倍花出去了。货币乘数建立在一层一层迂回的分工和各部门的联系之上。都没人愿意花费投资，没有资金来源，就会激励关闭，就不会激励创新，也就没有更深一层的迂回分工。其二，储蓄增加的目的投资为了什么？欧文费雪的跨期消费理论认为，投资是延期的消费，也就是为了将来更大的“消费”。投资是个跨期消费选择，不要以为存起来不花就会自动增长，得让别人替你花。大家都一味省钱的结果是衰退。结论是因此通缩萧条论是较为有道理的。同时也可以推测：提到财政政策的，未必就是凯恩斯主义，可能是菲德尔斯坦这种右派的；提到货币政策，未必就是凯恩斯流动性偏好，也有可能是货币学派的或者新货币学派的（在这里提醒下 ）。
第四是批评凯恩斯主义过分注重数学和计量分析，过分重视数学忽视经济学意义。持这类观点的经济学家有很多。例如张五常老师。不过要注意：张老是敬畏阿罗和萨缪尔森在数理经济上的成就，自认天赋不如才另辟蹊径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哈里约翰逊当时认为张五常有萨缪尔森的天赋，让张五常模仿萨缪尔森，类似于说NBA选秀的时候浓眉的模板是加内特，教练就让他模仿加内特，然并卵，张五常认为萨缪尔森和阿罗数学天赋爆表，自己在这儿上面做不出任何原创的杰出成就，于是模仿科斯去了。好比浓眉跑去模仿邓肯了。而张老芝加哥的朋友也说过经济学里不用数（指的是随机过程，泛函分析，偏微分方程，非线性规划）也能做出高级成就（例如发个一流学术刊物）的，包括张五常在内不超过五人，其实科斯，哈耶克都应该在此列。
另外一件事是张五常本人虽然算是反对数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老的成名作还是得靠高等数学。现放张五常成名作的文章上来：其一，发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私有产权和分成租约制》： ，你看有没有数学？全篇都是拉格朗日函数最优规划，你一个没受过良好训练的学生都未必做得出来。直到科斯应邀张五常的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里面放表文章之后，张老的文章才开始不用数学，纯文字。该文详见： 这是张五常香港大学时期代表作，一共1500多引用量的《企业合约之本质》。该杂志上张五常的文章都是不经审阅直接发的（科斯给予的特权）。
所以别人说数学不好你就信了？都不看看适用对象？你的看说话人的身份可是张五常啊！张五常考经济学几近全优啊！张老是科斯的搭档，诺斯的发言人，斯蒂格利茨的启蒙者( ⊙ o ⊙ )啊！。就好比学霸说：我觉得熬夜复习不好，身体不健康，我过去熬夜生过大病，最好别熬夜复习了。问题是别人早就学好了，肯定不熬夜复习，尔等学渣说什么熬夜复习，你们明明是熬夜预习好不好！就连张老自己写文章都说，我说的话不一定适用于博士班课程，你们如若要学习博士班，最好别听我的，还鼓励过一些人博士班好好学数学。所以结论是，没到这个水平千万不要附庸风雅，强行谈笑风生。别人说数学不好你跟着说。
关于数学的话题，我们沿展开来谈，滥用数学在中国经济学学习里非常普遍，跟凯恩斯主义无甚关系。例如武大的基地班，上得我同学都受不了。倒是国外经济学，不管是不是凯恩斯一派，本科阶段非常讲究经济直觉的培养和案例分析。研究生阶段也接受本科是文学类学士毕业的学生，哪怕是MIT这种以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著称的高校。
答主对此的结论是：滥用数学是不对的（阿罗和萨缪尔森这种数理经济学家都对这样的行为表示批评），但也不能否认数学在经济学里的功用。
那么，数学在经济学里有什么作用？首先就是理清概念界定和判断标准。西交的辩论教材有一句经典名言：引起辩论双方分歧的，一是概念界定，二是评判标准，三是价值取向。如果都在用语文表述，学者之间交流的交易成本就会很大，经常会有各种诡辩充斥其中。数学能立即帮助每个辩论者发现双方基础概念和假设的分歧，能使得“真理越辩越明”。当然价值判断是各持己见，这是不需要统一立场的，否则就缺少多元化的百家争鸣了。因此数学虽只能做事实判断，不能量化分析个体的价值观差异，但这些价值判断恰恰是不需要定量分析的部分。
其次，连较著名的与奥地利派颇有渊源的经济学家们，也不否认数学的功劳。例如，杨小凯鼓励采用数学，因为可以使经济学“准确地传承下去”；而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领军人物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的著作，随手一翻就是模型（老爷子您真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吗，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啊）；企业创新理论奠基者熊彼特自己学数学教数学都做不好，但还鼓励学生多学数学，多听列昂惕夫的课；奥派嫡传弟子，摩根斯坦却跑去普林斯顿跟冯诺依曼这个计算机大流氓合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要命的是，这竟是充满数学分析的博弈论的开端；最后，哈耶克给郎咸平的回信里，也建议郎咸平要学好数学。
其三，基于数学革命，经济学里的学派分歧越来越小，仅仅是价值判断不太一样，基本的判断标准和定义都差别不大。例如理性预期学派Sims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做DSGE这种凯恩斯模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Samuelson自己也教授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生产理论（Roundabout Production）。有的经典答案就说：经济学博士以前谈学派就是耍流氓。话虽绝对但也有些道理。但偏偏就是一大堆没读到博士的人在那耍流氓。有些博士不仅不理清概念，还煽风点火。
其四，我们引用曼昆的中级宏观经济学里面的话：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一组互补、相互联系、相容的模型组去解决不同问题，而不是一个大而全的框架去解决所有问题（这是张五常的理想），也不是一个模型描绘全景（描绘的是地图）。这是当代经济学的特征。传统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或者哈耶克，自己有自己一套框架，这种一个框架搞定所有的现象越来越少，互相借鉴，局部借鉴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用一种范式分析问题。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某些信徒迄今还喜欢排斥，强调“分歧”，一说起共同点就是我的功劳，你抄袭我的。有此信徒，不知几位方家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说几句题外话，其实兼包并蓄这正是当代凯恩斯学派的优势：他们能吸收各派所长为己所用，能抛弃错误的模型IS—LM，构建微观基础的OLG和DSGE，并不断改良。你看看许多奥地利经济学的追随者，别说吸收凯恩斯和新凯恩斯的长处了，连自己战友芝加哥学派都时不时排斥。一副老子全对的样子，只要我这条路才是颠仆不变真理。而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看，DSGE 和RBC里面Expected Utility的理性人效用函数就是一个局限，有时间不妨把其他效用函数代入试试。
PS： 学长表示不行，算不出来，答主用的是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function，就是前景理论里效用函数的一个最常用例子，定义确实不是这么定义的，定义也没说能不能算出来。不过我检索文献的时候找到了几篇将前景理论放进经济周期的文章，抛开学派信念（陈茁学长笃信行为经济学里的东西不能计算），那就请各位看官自己评价，也请方家指正。
这几篇文章是：
《损失厌恶和商业周期之不对称性》，2015年1月
working paper i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这是马里兰大学某位将要毕业的PhD女神姐姐的working paper。她的研究方向是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这是真的吗？？？还真有这方向！！！我以为是我纯脑补的。
《基于内含厌恶损失的闲暇消费函数的DSGE模型：一个商业周期不对称性之解释》PhD dissertation of Wilman Gómez in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Bogota, Colombia.
Rosenblatt-Wisch, R. 2008. Loss Aversion in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2 (7), pp..
第五是是批评凯恩斯主义是为政府剥削公民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说。我认为这属于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其有罪推定的逻辑令人齿冷。答主先问一句：朝圣山学社会员在他们作为里根、撒切尔夫人、两个布什政府的顾问时，觉不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沽名钓誉的，是剥削百姓的，是迎合政府利益而置百姓于不顾的？再问一句：您要是用“低利率”作为借口将08年金融危机的责任强加于政府，我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29年的衰退演变成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就是源于您倡导的金本位制度和不放水呢？您坐居庙堂之高就是这样造福万民的吗？所以说，铅笔社的某些成员和追随者对于真正凯恩斯一派的缺陷并没创造性的发现，除了炒自己前辈的冷饭以外（杨小凯老师这盘冷饭，只怕也不是很多人有本事炒得起），净干些糊涂事，被笑为民科确是咎由自取。奥地利经济学家停滞数十年，确已跟不上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分割线三：凯恩斯主义的“长盛不衰”======================
其实早在1992年，萨缪尔森重新整理自己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说过，当代几乎没有什么学派，就是主流经济学了。而人们却习惯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结合，只要政府干预，就是凯恩斯。
广泛意义上确实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开启政府干预的先兆。但是，如果我们把“减税”当做干预的一种的话，那么供给学派也是政府干预的，只不过是“减少”罢了，不是不作为。如果我们把央行和政府是为“干预主体”/“政府”的话，那么货币主义也确实是“干预”了市场（部分奥地利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泛泛的凯恩斯主义很难区别和定义，现在大家都用一套范式分析，同穿一条裤子了还分什么学派。崇尚理性预期和RBC模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Sims和Sargent在普林斯顿还教出了做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博士，这在中国恐怕要打起来了吧。
凯恩斯主义生命力顽强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就是兼包并蓄，和而不同。例如说自由主义者指责凯恩斯主义没有微观基础，后者认个错，就来一个世代交叠和DSGE；中间还加入一堆比你更现实的假设：工资粘性，摩擦，信息不对称；甚至自由主义者指责凯恩斯学者的教科书不好（这是多么歇斯底里的职责，耍赖程度令人发指），那么就该用你们喜欢的马歇尔的教科书（这是真事，萨缪尔森作为芝加哥校友回访母校，被指责过分崇拜凯恩斯主义，萨氏说，我在MIT用的是马歇尔的教材，质疑声立即停止）；Samuelson还能在凯派大本营MIT教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教芝加哥的EMH（EMH部分基础工作是Samuelson做的），教维克赛尔的经济学思想；哪怕是吵架吵得天翻地覆的“顽固左派”罗宾逊夫人，也维护过奥地利学派。
另一个导致凯恩斯主义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其与现实紧密结合。凯恩斯主义适时放弃不现实的IS—LM，承认滞涨的错误，并努力修正错误，坚持立场，发展出新模型。新凯恩斯学派的几个假设：信息不对称，市场摩擦，粘性价格和工资，以及几个方法论：菜单成本理论，柠檬市场分析，贝叶斯计量在DSGE的应用，行为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席勒）等，一步步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所以新凯恩斯的学派不断扩张领地。尽管他有缺陷，这派学者还是敢正视缺陷，从谏如流的，并能将其学说付诸实践，这才使得其成为有可操作性的常规政策。
反之，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国内信徒，只要不合意就排斥。他们先排斥芝加哥——自己的战友，说货币政策如何荒谬，主张回到金本位；一会说布坎南不算奥地利派的，一会说熊彼特不算，隔一会又说维克赛尔不算，再等等就说哈耶克也不算。反正不合我意的就不算，反正夸奖数学，夸奖政府就不算。我还看见过新浪博客有极端的奥地利派追随者，说米塞斯也不算奥地利学派的。唯有庞巴维克，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纯血统的继承人。但是奇怪的是，要引用名人名言的时候，哈耶克也算是奥派经济学家，过一会布坎南也算（等等，你们真的知道布坎南教科书上的公式讲的是啥嘛），再等等维克赛尔和熊彼特也沾点边。真是奇哉怪也！给奥地利学派追随者的建议：杨小凯老师和维森老师才是你们的榜样！起码这两人是有别的学派对话的意思，承认有些东西自己是证明不了的。但是杨小凯只有一个，维森老师不多。所以，国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尚且不断收缩领地，更惶论国内某些成事不足的所谓“追随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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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滥用凯恩斯财政政策的情况非常严重，而大众对于凯恩斯学派了解甚少，所以就有不少奥地利经济学的盲目追随者和凯恩斯的批评者（实际上没几个人听过凯恩斯DSGE模型就去批评人家缺乏微观基础的）。政府官方倒还是打着凯恩斯名头追求政绩的居多。但是这两派一派沽名钓誉另一派极端，都不利于国内大众对于凯恩斯这一学派的认知。可是美国这样的国家现在几乎都不搞大型固定投资，没必要的情况下不会年年翻新马路，短期的财政政策以减税为主；其他学派的学者也有机会居庙堂之高，得到的评价反而相对理性。
第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经济增长奇迹让一些人认为干预是错的，最好不干预，这就有矫枉过正之嫌了。
第三，个人非常喜欢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和小凯的迂回分工理论（详见），博士准备的题目也差不多是凯恩斯的DSGE模型，对两派并无先入为主的偏见。但是这个问题里有些答案确实看不下去，特来为凯恩斯学派说几句公道话。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