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果没有那他们如何进行阶级流动的?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试着回答一下。

据我所知,正式的开科取士是在隋朝才出现的,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也有个发展过程,可能也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不懂。留待高人。

不知道有没有是否有人估算过,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如果可以划分出来的话)的人,究竟在农民中占多大比重。我怀疑是很小的。

应该对提问本身作一番审视。

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如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流动,为什么要阶级流动。

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现代性的后果,因为阶级流动(我更倾向于说社会流动,包括垂直的和水平,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垂直的),在现代世界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但过去的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

20世纪中期,有个很有名的神话学家Georges Dumézil,提出过社会功能三分说:在几乎所有古代印欧社会,都有过关于社会功能的三重分类方法:祈祷、战斗和劳动。印度的种姓学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的三个等级学说,都可以见到这种社会功能分工论的影子。

不过,这类理论,恐怕多不是鼓励“流动”的,而是叫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如此社会则在差异中达到和谐。

Roland Mousnier曾试图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分层方式进行一下归类。他认为,阶级社会实际上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基本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划分标准,主要看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财富的多寡。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

但历史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是“文官优先型”社会,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国是“武士优先型”社会,而古代印度则主要以“宗教纯洁性”来划分阶层高低。Mousnier的主要意思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非常不同。对于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等级-团体社会,虽然不乏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总的来说,其流动性比现代阶级社会要差得多。因为这样的社会,职业的世袭性较强,比较强调血统。

毫无疑问,Mousnier的学说有很多漏洞,并且受到很多批评。不过,就我本人的了解,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的确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比如,出身行伍的旧贵族厌恶由市民晋升为贵族的新贵族,他们认为贵族的本来职业是打仗。

这种行伍意识最初是很自然的事情。中世纪早期(公元1000年之前),除了加洛林时代短暂的秩序,整个西欧秩序混乱,文化衰落,缺少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除了其内部的战乱,外来入侵连绵不绝。在当时的环境下,保障安全是第一要务。因此勇武善战者很容易出人头地,坐大为王为爵。最初的一些蛮族国王,跟土匪头目无异。卡佩王朝若往上追溯,最有名的祖先是西法兰克的统治者“强者罗贝尔”(Robert le fort),但罗贝尔本人的家族史看来并不显赫。而且,中世纪早期的王位继承,仍然有选举制色彩,这大概是日耳曼军事民主制的遗风,因此勇武善战有可能赢得同僚的拥戴。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封建诸侯。诺曼底公爵们的祖先Rollo,本是个北欧海盗头目。在公元千年之后的封建化过程中,法国出现了很多地方小诸侯。在秩序混乱的年代,大胆敢为、能保一方平安之人即为地方领导者。因此有人说,当时的社会组织,都是以地方军事安全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接受农奴制奴役的原因。而在这样破碎动荡的环境中,实际上也不需要中国那样庞大的文官体系,因为连国王也只能直接控制一片并不辽阔的领地,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就食,而且路上还有可能遭受袭击。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根本不存在。

因此,类似的文官制度,是随王权的扩张而逐步出现的。王权的扩张,应该说从12世纪才真正开始。这与城市的复兴、大学的出现、商业行为和法学实践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这个扩张过程,当然需要武力,但也需要文化,因为随着领地的扩张,国王的大臣不能再像管家管理某个庄园一样。再有,在同各方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专业文化知识,如法学知识。在中世纪后期,国王身边已经出现一些出身卑微的顾问,他们应该是接受过教育的平民子弟,因为那时的贵族都是赳赳武夫,目不识丁。行伍出身的武士贵族看不起国王招募的这些下等臣仆,这种矛盾贯穿着整个整个近代早期的法国历史,如众所周知的“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的矛盾。

佩剑贵族喜欢吹嘘说,他们的祖先最初曾追随法兰克的国王一起征服高卢,但实际上,大多数佩剑贵族的身世并没有那么古老,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骑士损失了九成,佩剑贵族多是后来出现的。

但贵族身份的认证很有意思。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是个讲究习惯和成例的社会。一个人如果在某地享有领主权,他会坚持说自己是贵族,而且其权利来自其祖先的征战业绩;虽然他拿不出书面证据,但在大家的记忆中,他就是这里的领主,这反倒成了其家世久远的证据。

但穿袍贵族,即在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中服务的贵族,与国王权威的成长关系紧密。前面有知友提到官职买卖(venality of offices),这是近代早期(16-18世纪)欧洲的一个十分广泛且重要的现象,法国尤其明显。有的官职能直接给购买者带来很高的地位,如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贵族身份,或出任地方大员。

不过,很多家族上升到这一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Louvois所在的Le Tellier家族,150年前是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起先它买了一个低级司法职位,然后一代代向上爬升,一个半世纪后,这个家族出现了好几位大臣。在17-18世纪的法国,司法、财政和行政系统中有一些著名的穿袍贵族世家,如Lamoignon,Joly de Fleury等家族,很多大法官、地方总督来自这些家族。

法国的官职买卖制度,有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官制度的地方:官职是可以世袭继承的,只要交纳一笔税。因此,一个商人的后代可以成为延续百年、枝繁叶茂的贵族世家。

科举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果没有那他们如何进行阶级流动的?
这个上升过程,需要两个基本要素:钱,文化。实际上,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官职,有些职位需要一定的资质,如法官职位一般需要法学文凭,并经同僚们的认可方可后进入法院。

作一点尝试性的总结:中国历史有别于西方的一个重要之处,可能在于它很早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这跟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直接相关。这种国家形态,在中世纪以后的西欧出现得很晚,而且其性质和过程有很多不同。

不过,科举选官之类的上升,几乎完全系于政治组织形态。不应该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动,同样会引起社会流动。从这个角度看,大约在11-13世纪,西欧的确是个转折期,那时外来入侵基本结束,秩序开始逐步重建,城市和商业复苏,社会开始对文化有更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人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资财、更好的教育,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冲破僵硬的等级秩序好粗野的武人统治。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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