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中国、日本、新加坡为例。
1、人事制度：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是政治家再三权衡以后作出的选择，并不是大米饭就比牛肉面好。捍卫国家利益就首先要设计人事制度，人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一个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注定这个国家可以有效控制的疆域面积。以日本和中国为例，伊东祐亨在甲午战争之后曾经当面嘲笑过李鸿章，说你们中国人（主要是官员）只懂咬文嚼字，微言大义，不懂干实事和打仗。这其实就和中国采取的科举制产生了交集，中央政府要从地方政府手里竞争性的掠夺社会精英，要怎么办？必须要用科举，假如没有科举制度，就会形成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地方利益集团做大。科举产生的官僚集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被打散以后以个人形式进入中央政府，形式上又入了一次党，相对而言思想好控制，社交范围好控制，甚至他的利益交集都是可以控制的。而中央对拉帮结派、地方集团、山头主义那是严防死守，深恶痛绝的，因为灭万乘之国，必是千乘之家。中国的科举制产生了一个新的产物就是文官制度，大英帝国发现这是个好东西，提拔起来的公务员没有贵族那样长期经营的社会势力范围，不会形成所谓的豪强和割据，不会对英帝国利益造成损害。假如没有科举制（文官制度），那就没有美国、英国、甚至巴西、印度这样的大国。举例说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对于他而言，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效忠联邦政府？所以所有的人事制度设计都关系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效忠中央政府！
2、政治制度：人事制度决定政治制度，中国的文官制度决定了中国要和日本、新加坡走一天不一样的道路。所以说中国这样的大国和日本那样的中型国家，还有新加坡那样的微小国，在社会管理层面用一个套路是不切实际的。而新加坡学的是谁？答案就是日本，李光耀自己说，日本人来了以后，开始严打，支持过国民党的杀，有反日倾向的杀，有偷盗的杀，有奸淫的杀，社会风气立刻转变。为什么？因为社会的人口压力小了，人均可支配的资源就上去了，就不需要为生计坑蒙拐骗。可问题是对不对呢？日本实行的是一种战时临时管制手段，这种手段只能在战争时期短时间内实行，现在的日本是不是对国内也这样统治？可为什么教会新加坡的日本却不这样？假如是在日本有10%不满意，那就有一千万，随时可以推翻政府，因为社会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但在新加坡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家国家小，不满意的人总量少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日本和中国都存在地方势力威胁中央的情况，新加坡不存在。
3、历史因素：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人口资源和素质质和量都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国家，所以人文主义非常的落后，不懂法家不长治的道理。再加上新加坡的居民历史上多是贫苦移民，经历过殖民主义，所以对于国家统治的耐受程度相对较高，就像中国人可以忍受东方集权主义，因为几千年来历史沿承一直就是这样。新加坡对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设计相对稳定，劳工多从国外雇佣，工作关系一结束，你就必须离开，实现了社会矛盾的转嫁，不存在社会底层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法律可以超高压。假如日本首相想实行严刑峻法，日本选民会说：赶快滚。假如中国要实行严刑峻法，就会有人高举义旗：大喊：宁有种乎？
4、政治因素：新加坡还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说的官商勾结，当然也可以说成精英政治，相当于李嘉诚执政。新加坡的政治家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说的豪强政治，一艘游艇上几个人就可以决策国家的未来。新加坡也有反对派，而所谓的反对派，手里没有经济资源，所以可以政治高压。而在中国某地，却也可以作为反面典型的样板，反对派手里有太多的经济资源，所以经常闹出国际笑话，叫人贻笑大方，此处略去一万字。
5、现实因素：这就像你在办公室里（新加坡），你可以吆五喝六；在单位可以（日本），你可以称王称霸；甚至在地方上，你可以作威作福；但是出了你控制的范围，你敢喊：你老子是李刚，必然有不怕事的人削你。所以说新加坡可以为所欲为，李显龙要是喊：我爸是李光耀，你也只能看着笑笑。
6、反人权：讲个故事，一个中国公民去新加坡务工，因为签证过期，被抽了十鞭子，这十鞭子抽在所有中国人的脸上，这十鞭子抽在所有捍卫人权尊严的地球公民脸上，因为人不是用鞭子抽的。其实这个逻辑很好理解。李光耀，你儿子不听话你也用鞭子抽？你老婆不听话你也用鞭子抽？那你们家的骡骡马马用什么抽？中国和西方的建筑有什么区别？西方的建筑是给神住的，中国的建筑是给人住的。
7、有人提问，中国能不能用严刑峻法？这里涉及到一个行政管理的操作问题，那就是行政管理的边际效应。是不是强奸犯全部量刑为死刑，就可以制止强奸行为的发生？法系和法学逻辑：1+1=3？这就是法学逻辑。中国自己有法律，叫中华法系，中国自己给废止了，现受拿破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影响，奉行大陆法系。对于中国的法学而言，只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法学逻辑的选择，就连中国废弃的中华法系都比新加坡自己DIY的那个法律体系强很多，中华法系最起码有自己的法学逻辑，那就是捍卫社会伦理价值。新加坡法学逻辑混乱，他自己没有法学理论，也没有那个国家愿意学他。假如你说流氓会武功，地痞就是帅，我也只能摇摇头。那种主张学新加坡的观点，纯属低级、无聊的民粹主义。法律的尺度是人类社会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反复推演、度量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高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法律体系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法学逻辑，新加坡的法律不存在这个东西，说难听一点就是中国逃荒的几个农民自己写了一部天国十条。太平天国奉行“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信条，实行以公有制为特征的“圣库”制度，因此偷窃、劫掠、贪污均属罪犯天条，处死刑。凡强奸犯，经妇女喊冤，即斩首示众。吸食鸦片，亦属罪犯天条，“斩首不留”；知情不举者，一体治罪等等。中国其实也有人学新加坡，不是网上曝出：某村规定，抽十元以上的香烟，罚款两千元。真可谓，严管重罚啊。
8、经验总结。大清朝行政改革的路非常难走，难度不是日本、新加坡可以想象的。反倒是中国分裂时，中国的文化、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就是今天中央面对权力分配也比较发愁，何况当时的清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