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早前，《南华早报》专栏作家Philip Bowring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样」。文章开头这样说：「最近许多文章都主张香港应该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学习，当中不乏谬论，应当及时拨乱反正。」文章尝试釐清，香港舆论对新加坡模式的各种一知半解 ── 例如对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国民储蓄状况、经济增长速度与「即用即弃的廉价劳工」的关係、收入不均程度与香港不相伯仲、国民总收入比国内生产总值低、与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实「香港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欢读这种题材的文章，过去一两年，也写了好些主题相类的文章，考察的重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点、香港有何长处、为何比较之时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体的星港比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狮城社会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义，认为一般民众皆愚昧，自由开放对国家发展无益，因此不时利用国际环境险恶、国家版图细小资源匮乏等恐惧因素，「游说」民众接受威权管治、正当化对各种社会自由的规限。在这种国家治理氛围下，怯于冒险与害怕失败（kiasu）逐渐变成国民性格的一部份。
虽然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知识经济下社会创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发表报告，提出「让国民具备冒险、求真与创新精神，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创意城市愿景。不过，有新加坡学者曾质疑没有新的政治氛围，新的社会是否能够破茧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报导，儘管新加坡专利申请愈来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创意成果。商界领袖甚至开始公开怀疑，家长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许创意存在。
港媒经常吹捧、主张香港学习新加坡模式，多只着眼于其施政速度，对此Philip的南华早报文章有这麽一段： 「任何人只要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稍有关注、并希望政府不干涉个人事务和私营业务，自然就会清楚新加坡独裁统治的缺点所在。狮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重要基石」。的确，香港与新加坡行的是两套风格颇为不同的模式，前者倾向强社会弱政府，后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机抨击社会自由引致内耗、拖慢经济的意图。不过这种说法难经考验，原因是无法解释为何在政治纷扰的2011与2012年，香港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仍能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高于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着名商学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位列亚洲第一、同样在新加坡之上。
但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的「少之又少」、将来仍能与之平分秋息？观乎此时此刻香港的发展，我对此颇有怀疑；香港刻下彷如黄昏，新加坡却如日方中。一个港媒经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香港只是一国之中、权力不断被收紧的特区。
「一国两制」对香港发展的局限
这个分野所以重要，是因为新加坡贵为一国，情况有别于香港充满灰色地带的一国两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权政府 — 地方政府」这一环，权力界限远较香港清晰与广阔，因此政策制订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动力也更高。另外，因为拥有自己的主权，新加坡更可无拘无束地拥抱世界与「外国势力」，成为货真价实的「亚洲国际都会」，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发文，公开赞同美国制衡中国的「亚洲再平衡策略」。同时亦因为要面对一定程度的「主权在民」、选举压力，政府不能不紧贴在地民众声音。总理李显龙不只在选举期才与民众「担櫈仔倾计」，6月时排队买炸鸡翼就令中国网民异常羡慕。
国家以少讲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用人唯贤(meritocracy) 、廉洁(honesty)作为施政核心教条。在国人不满声中，新加坡政府开始收紧外来人口准则，政策转而强调新加坡人优先。为团结国人，政府主动推动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强化国人的集体回忆与本土身份认同。政府重视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让食物连销店专断、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开设小贩学徒计划，令老字号小店技艺得到承传。纵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书饱受抨击，但白皮书也有特地开了一个章节，讲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预留绿色休憩地带，确保本地人生活质素不受影响。政府设有Contact Singapore，积极在海外招揽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贡献。重视国家食物与食水供应自足、减低对外来资源的依赖，是政府的重点关心议题之一。新加坡政府远较香港容易徵用军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发展项目，在民意压力下，近来也收回哥尔夫球场作发展之用。
纵然港人仍会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狮城国家图书馆没有像香港那样顶住保守民众压力，坚持不让儿童图书部内容涉及同性恋的书下架），但趋势是新加坡民众的问政力量愈来愈大，不再温驯。最近被指控诽谤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内筹得超过七万坡币，与总理李显龙打官司。在社会愈重批判的氛围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发展起来。2013年新加坡年轻导演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新导演、最佳原着剧本和最佳女配角四个奖项，令新加坡电影在华语影坛的地位得以提升。
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却日渐成为政治忌讳。香港因愈来愈政治正确地只向北望，开始与新加坡分道扬镳，由昔日同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变成今天愈加内向的「内陆城市」。谈「次主权」、「自治」、「本土」、「香港人优先」，通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香港境外办事处不见得会与Contact Singapore 一 样积极，联络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澹、减少对东江水的依赖迟迟未能成事；新界东北争议中，鲜见政府议及香港食物供应自主的一环。政府施政表现，愈来愈难以令人相信，特区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为依归，可以与狮城政府相提并论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连是否需要开发郊野公园，高级官员也各说各法，人口政策谘询文件中丝毫不见政府会如何确保本地人原来生活质素不受人口增加影响；官塘重建，政府在民众不满声中急着拆毁小商户数十载的心血，拆毁一切之后，地皮却流标，过程之中完全不见官员应有的严谨规划态度；领汇当道之下，小店愈来愈难以容身，小贩愈被边缘化。政府公职的人选考虑，愈来愈倾向务虚地以「爱国爱党」准则、政治派系立场先行，而非务实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园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桉例。
不少人曾经相信香港胜在有ICAC，但历经汤显明事件、亚洲週刊去年传出北京不满廉署「太独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后，此情难再。香港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与旅游业相若，且电视业为电影业提供人材孵化场，加以发展实为美事，香港电视却因神秘的「一篮子因素」而不获发牌，公开表态不认同政府发牌决定的顾问其后更遭解僱。因为北望、合拍片当道，港产片港味渐澹，昔日风靡东南亚甚至全球的香港软实力渐成回忆。
香港这个紫砂茶壶内经年积累的茶垢 ── 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李瑞环回归前旨在提醒有关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为是打的一个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来香港模式还能保留多少正面意义，很视乎有多少港人能摆脱乡愿、短视与犬儒的恶习。
(原文刊于信报，此为增订版。)
再添補一篇文章，望可解惑毛来由：旧时香港成功，源於敢顶撞宗主国 ──以1940-60年代的香 港 金融经济史为例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对香港有真xx，是害怕香港出现一个「与中央x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发起占x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行动，以要求英国支持香 港的民x抗争，可是此举却引起一些「归英派」网民反对，他们认为英国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现在有求於英国，所以不能以如此对抗的态度对待英国驻港人员。
可是，回顾历史，战後香港政府，固然不会对中国卑躬屈膝，但它对於自己的老板──伦敦，也不会绝对服从（就算对美国，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针，此点 日後另文再谈），更经常顶撞伦敦，虽然有时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这种敢於抵抗英国指令的态度，却是战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别注 明外，将根据英国的经济史学者Catherine Schenk的两份着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书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别说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顶住英国财政部（The Treasury）的压力，不惜动摇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卫香港的自由货币兑换市场；以及1967年英镑贬值导致香港的英镑储备有所损失後，港府如何与伦敦讨价还价，最终争取到香港 的英镑储备价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镑区「缺口」，伦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对
在战後至1972年，港币与英镑挂勾，香港属「英镑区」的成员。二次大战後，英国藉着与英联邦成员（包括英国属土丶已独立的英联邦国家）组成的「英 镑区」，限制英镑的自由兑换。英镑区成员国与英国之间，货币交易及资金流动不受限制，可是对英镑区外国家，所有成员须与英国采取统一的外汇管制措施。香港 虽然在英镑区，但却是英镑区共同外汇管制体系的缺口（另一个为科威特），这是源於当时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汇市场外，同时还有一个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以美 元为大宗，但亦可兑换各种欧亚货币）。在官定的兑换市场，港元与英镑挂勾，按此兑换率而换成的外汇，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兑换市场，港币汇价由供 求决定，兑换数额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这样，香港就成为英镑区民众用来规避外汇管制的缺口，英国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将英镑汇至香港的户口换成港元，然 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场，随意将之兑换成美金，结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国财政部多次建议取缔香港的外汇自由市场交易，但遭到当时港督葛量洪坚决反对，结果未有成事，当然这除了由於港府反对外，也因为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国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属上级部门）在权衡有关的政治风险，并评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对财政部的建议。
葛量洪总督
（中文维基百科照片）
港府为保自由市场，不顾英镑区死活
既然不能取缔香港的自由外汇市场，就只能控制英国居民将资金汇至香港以避开外汇管制。1950年英国政府限制香港与英镑区其他成员之间的活期户口往 来，及至1957年，不再容许英国居民从其他英镑区国家或地区，买入美元及其他外币证券，以防止他们从香港购入美元证劵，然後出售套现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镑从英国流入香港银行的户口，这些非法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因为港府根本从来没有认真执行有关法令。1966年5月英伦银行的 M.F. Culhane访港，发现此等非法交易的规模，比当初估计的更为严重，Culhane更在其访港报告中指出，当时香港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说（虽然并非很正式地宣称）：
「我宁愿让香港离开英镑区，也不愿放弃自由市场」1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时，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尽量不执行英镑区外汇管制法规2。 最後，因伦敦施压，港府才设立独立的外汇管制专员，由英伦银行借调人手担任，以有效执行相关法规，可是此时，港府与本地华洋银行界及商界，早已长期串通以 规避英国要求的外汇管制，单凭一名来自伦敦的专员，已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在捍卫英镑区和英镑一事上，港府对伦敦连最低度的合作也没有3。但就是因为港府不惜牺牲英国利益而捍卫自由货币市场，令香港发展成亚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场吸引资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业很容易筹集资金，令战後香港得以急速工业化，同时使第三产业日趋蓬勃。
1955年的中环（中文维基百科照片）
在英镑贬值後港府对伦敦的讨价还价
由於当时香港属於英镑区，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差不多全部都兑换成英镑，而本地的银行亦有大量英镑存款。若英镑贬值，香港官方储备及银行存款都会蒙 受损失，可是二战後，英镑持续有贬值压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早上九点半，英镑区中的马来西亚丶新加坡丶澳洲及新西兰 四国，率先收到英镑贬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时後，才收到伦敦通知，结果引起港府官员及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强烈不满。当时，英镑对美元贬值了约 14%，结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银行，合共损失了五千六百万英镑（56 million），以当时的币值及港府财政状况而言，此损失甚大。
事後，当时的总督戴麟趾向伦敦表达强烈不满，指出英国没有尽宗主国的责任保护香港利益，他更联同财政司郭伯伟，要求伦敦赔偿是次贬值为香港所带来的 损失，并容许港府将储备货币多元化，但遭到英国财政部严词拒绝。一些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可见及此，便以辞去两局议员职位为要胁，迫使伦敦答应港府要求。之 後，英国财政部官员认为，鉴於有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威胁辞职，若完全忽视其要求，可能有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即使只从英镑的稳定来考量，若伦敦寸步不让，香 港一众银行会质疑港府在英镑再次贬值时，有没有财力赔偿其英镑存款的汇率损失，结果只会令这些银行赶快将手中的英镑兑成美元，对英镑造成更难应付的冲击。 最後，虽然伦敦仍坚拒让港府将储备货币多元化，但决定用一种方法为香港的英镑储备提供兑换保证，即是若日後英镑再次贬值而造成香港损失，英国会赔偿，香港 成为英镑区中第一个取得这种保证的成员，即使是英镑区的独立国家，也要在随後才得到同类保证。郭伯伟退休後回忆，在英镑贬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属，是 「盲目的爱港者」4。
财政司郭伯伟（中文维基百科照片）
「香港共和国」──战後香港越来越似一个独立国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伦敦殖民地部的官员，就为港府起了一个绰号──「香港共和国」（Republic of Hong Kong）5。 虽然当时香港既非独立国家，又不是由当地民选自治政府负责内务的自治领，但由於香港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使英属香港在事实上，越来越似一个独立国 家，这主要体现在香港财政及对外经贸关系上。1958年，伦敦不再审批港府年度财政预算案，正式确立香港的财政自主权。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开始 派遣自己的代表，与各国进行商贸谈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开始在世界各国设立自己的经贸代表处。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贸谈判团，虽然都由英人领 导，但他们通常并非以其祖国──英国的利益为优先，而是将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结果有时伦敦与港府代表团之间，犹如两个贸易对手国家，香港对外商贸的自主， 保障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并使日後中国同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确保香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自主权6。
今日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的经济贸易办事处
（英文版维基百科图片）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顾汝德（Leo. F. Goodstadt）着，马山等译，《官商同谋》（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页120
3. 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0
4. 曾锐生着，陈淑祯等译，《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笔者数年前研读战後英国殖民地部档案及一些学术着作时，亦有见过这个称呼。
6. 曾锐生，《管治香港》，页108-111；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