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重复一下 提到的劳动份额问题
先看一个等式。
经济增长率 ≈ 资本增长率×资本份额 + 劳动增长率×劳动份额 + 全要素生产率（TFP）
这个等式非常直白，从增长的角度，增长主要是资本产出比变动、人力资本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整体的产出就是社会整体的收入，即GDP，在产出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分配。因此从分配的角度，资本投入的回报所占总体收入的报酬比率称之为资本份额，对应的劳动回报所占比率称之为劳动份额。
显然，如果资本份额远远超过劳动份额，那么通过资本所能赚取的收入增长，与劳动赚取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就会不断增加。如果两个份额之间的差距本身也在变大，两者收入差距就会变大得更快。（当然也有技术效率份额。但是通常我们对技术份额大一些没有什么异议，因此在此我们忽略对它的讨论。）
举个例子。产出为100元，资本份额为60%，劳动份额40%，意味着通过劳动在社会中获得的第一次分配为40元，资本为60元。即便这个份额比例不变，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第二年产出200，第三年产出300，资本收益为（100+200+300）X 60% = 360，而劳动收益同理为240。显然第一年的差距仅为20元，到了第三年为120元。
如果这个份额比例本身也在变大，比如到了第二年，资本份额70%，劳动份额30%，到了第三年资本份额80%，劳动份额20%，那么第三年末资本收益为100*60%+200*70%+300*80%=440，劳动收益为100*40%+200%30%+300*20%=160。显然随着资本-劳动份额比例的差距变大，收益差距会更大。而且资本份额可能往往由少数人群拥有，劳动份额由多数人群拥有。平均一下，就知道这个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一现象，会发生吗？由于这一部分相对复杂一点，我放到最后的（五）（六）中来说，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二）资本份额或者说资本获取的收益更大合理吗？
我想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性。或者说，要看公平如何定义。
已经解释了主要的原因，或者说在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的逻辑下的合理性，比如技术进步，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等等。而在此基础上，我补充两点。
其一，财富的效用与风险偏好正比，可能会使得富人可以获得更多的risk premium。
Zimmerman和Carter（2003）年合发的“assetsmoothing,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under riskand subsistence constraints”一文阐述了这一问题。在微观经济学中我们都知道，相较于富人，同样的投资带来的财富期望损失的效用损失要远远低于穷人，因此富人更愿意追求高风险与高收益率，穷人会更保守谨慎行事，进一步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其二，贫富差距过度地扩大虽然符合市场逻辑，但并不意味着这符合社会文明的公平。
假使我们回到最为原始的农业社会，甚至回到原始社会，人天生的体力能力也是不同的。即便在没有资本时代的前提下，那些总是能获得更多猎物的人总是具有更高的能力与体力，也总是会继续获得更多的猎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收入差距是天生就存在的。人本身也存在风险偏好的差别，如果像百万英镑里描述的那样，让几个人都获得一百万，总是有一些人会成为更富的人，而有一些人会成为普通人。更何况今天的分工更加复杂，每个人的性格智商身体都是不同的。如果说对女性平权的支持以及对女性需要更多的特别保护和关怀代表着更为进步的平权理念，那么对待社会分配差距扩大进行控制，或者说对资源分配进行协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属性。当然，有的人懒有的人勤快，公平不能损伤了这种效率激励。尽管事实上，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
（三）贫富差距扩大一定不好吗？
两点。
其一，适度的差距有利于效率激励，然而过度的差距有害于社会文明（当然也危害社会稳定，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
其二，要看在什么社会背景下或者说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一些人吃得起饭，一些人吃不起饭，如果在货币数量上，这点贫富差距可能不大。一些人吃得起饭，一些人吃得更好，这点贫富差距在货币数量上可能更大。但是事实上，如果考虑效用，前者的贫富差距大多了。如果现在某个仍然无法满足所有居民食品消费的穷国，可以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实现全体温饱，我想这是好的正向激励。
其三，分配结构失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约束。贫富差距要看发生在什么样的结构或部门之间，失调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四）劳动份额是稳定的吗？倒U型？还是U型？还是其它形状？
现在，让我们回到劳动份额的问题上来。
1、劳动份额稳定
如果劳动份额保持稳定，标志着劳动所得工资报酬占社会总收入比重稳定，社会初次分配保持着稳定的公平性。1958年Nicholas Kaldor总结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认为劳动报酬收入占GDP份额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称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
2、劳动份额呈现倒U型
针对这一“事实”，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9年一篇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假说，其利用1919-1955年之间战前战后两个阶段的数据分析，验证了劳动份额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份额呈上升趋势。换句话说，当经济持续增长时，社会不公水平将会自动缓解。实际上，早在1955年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库兹涅茨经过对1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分析，得到劳动收入分配的长期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即呈现“倒U”曲线，即在经济发展不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比率差值，社会不公会进一步恶化，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会使得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社会不公得到缓解。
而对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本身，也存在制度、社会政治、边际性、部门等许多角度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只谈一下部门角度。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在近100年内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就是从农业社会像工业化和城镇化迈进。在他提出这个想法59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判断依然基本有理。因此他将部门分成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收入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比非农业部门要低，而随着经济在不成熟阶段的增长，非农部门的比率会迅速增加，以至全社会不公水平上升，而当经济到达成熟阶段，非农部门比率会保持稳定，随着社会政治与公共政策的成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逐渐减小。
再比如蔡昉的“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改革制度中获取红利”一文在某个层面上，其理论假设之一也包含农业部门相较于非农部门的低不公性。从字面上，这很好理解。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有两点不同，一是具有要素约束，二是生产力差距较小。农业部门有许多自然的，以及社会的要素约束，不可能像工业部门那样具有显著的扩张效应。直白说，就是比如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地只有这么多，人的劳动力即时再强壮，顶多你五天插秧完工，我用了七天，但是最终产量是差不多的。即便今天用了机械设备，你用拖拉机，我也用拖拉机，整体来说，在一个局部区域内，其投入回报比是差不多的，而且是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快速下降的。而非农部门不是。哪怕做个小手工艺品，有的人也可以花同样的时间做得比别人好看，在卖方市场下可以比别人多卖一倍价钱，而在买方市场下可能直接挤垮别人。而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大大的增加了非农比例。显然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的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直到达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促进公共教育卫生与政策更加成熟为止，才会重新下降。
3、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异议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远没有定论。Young（2004），Christiansen（2007），Giammarioli（2002）等都通过实证得出了西方国家在近二三十年中劳动份额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下降，既不符合卡尔多程式化事实，也不符合库兹涅茨倒U曲线。尽管这种倒U曲线成了时有时无的海市蜃楼，这种思路却被应用到区域经济、环境经济、产业经济等多个领域中去。
还有许多对倒U曲线的计量也得到了其是不稳定的结论。
其一，有一些研究发现西方国家近年的劳动份额逐步下降，其原因包括经济增长使得劳动成本上升，而刺激了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可能大于1，在全球化范围内资本相比劳动更具有流动性（19世纪的劳动也具有高度流动性，无需签证，想去就去），以及其它产业与制度因素。
其二，也有观点认为在长期中劳动份额变化可能存在反周期性，即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更高，而在经济扩张的时候变得更低。
其三，而包括李稻葵（2008）等认为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转移速度，在经济增长初期，劳动回报会低于其边际产出，使得劳动份额下降，而随着劳动力慢慢转移完毕，情况就会逆转，部分学者也通过其计量方法认定中国劳动份额存在正U曲线。而这一结论引起国内大量的计量文献跟随，并否定了李稻葵关于我国劳动份额存在正U曲线的结论，甚至并没有发现稳定的关系。
其四，Xie（2010）扩展了库兹涅茨的部门更迭，在工业化之后又加入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过渡，即包括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据此判断劳动份额具有倒N型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因此，无论如何，劳动份额可能并不是稳定的。而且它的变动将会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区间带来挑战，而在分配与增长的理论关系架构上提出新的难题。
（五）两个问题
这样就给我们的带来了两个问题。
其一是如何在分配与增长之间构建起一个更完美的理论框架。分配失调在长期中显然会影响增长潜力。结构性供给过剩，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是结构性分配失调（产出就是收入）。比如新修的房子没人住，房地产商、银行或其它融资者的确没有成为新修房子的受利方，而水泥商或者建材商却成为了分配失调的受利方（这只是个比方，为了说明供给失调就是分配失调）。分配过度失调，对于资本市场均衡、债务通缩、改善失调balance sheet的积极性等等都是严重的打击（而且还包含着社会结构沉淀，上升通道减少，新一代中下产阶层年轻人生活艰难等等社会问题）。
其二是如果能解决第一个问题，在分配与增长在长期中互为内生的关系（即分配严重失调，增长会出现问题，而增长的乏力与有力对分配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下，将两者纳入一个理论框架，那么就可以讨论最优公共政策区间，或者说最优分配与税收政策区间的问题，即我们在（二）（三）当中所说的，建立更好的社会文明公平与人文关怀，以及保持适当有效的个人激励，更何况资本份额高是因为资本在资源配置方面本身就具有的高效率。但是，我国即将进入面临这一问题的窗口期，比如美国增长态势还不错，但社会不公的声音增大，而欧洲的文化使其一直走着公平路线，增长却存在严重惰性。分配过于不公，经济增长会受到限制。分配过于公平，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在我国的未来如何权衡公共政策的区间以及税制改革，都需要更多这方面及不仅这方面的研究支持。
（六）政策约束：行政成本与资源约束
现实政策约束除了在理论讨论上难以把握致使缺少合理的目标区间外，还存在较大的行政成本与行政资源约束。政府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当然有些不必要的需要进一步减少以获得更多的精力顾及需要做的事），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真正专业业务的公务员人手也是相当的缺乏。如果算公务员与人口的比例，在许多专业业务部门我国的公务员比例都要比美国俄罗斯等国小得多。比如农业部，美国一万人服务200多万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十万人要服务2亿农业经营主体（打个比方，实际数目比这还惨得多），别说开展全面有效的研究，基层的天天跑完农村那点事就已经不错了（这一点，从事基层服务或者银行柜台柜员最清楚，同社会大众要解释那么多问题是多么的不易）。
还包括任期、公务员薪水、职场发展制度等等约束会造成政府决策往往具有短期抉择倾向。好比分配问题，闹到政府门口（比如教师罢工讨薪），严肃重视一下。还没有人闹到政府门口，稍微重视一下。两者都还不显著，先关心增长及其它短期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相机抉择的机制是在行政博弈中广泛存在的，也收到行政成本与资源的约束（参考《动物精神》）。有些问题不是说没有认识到，而是认识到了，但是在首先顾全最重要紧要的事务之后，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与能力去顾及。从这个角度来说，库茨涅茨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将会重新趋于公平，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然，社会或市场不会自动地的趋于公平，需要我们建设更好更健全的社会与市场制度，并持续努力。除了制度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增加公共开支、教育投入、生活改善、以及征收严格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富增值税。关于（六），尤其是公共管理、政策、伦理、制度等等，我基本没有什么了解，只是简单的想法。希望大家多包涵。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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