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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它的话，我们难免会陷入到对社会制度的优劣性，效率与公平的博弈等问题的辩论中。可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往往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的，很难有某一种观点能让所有人信服。因为本题纳入到了『经济学圆桌』中，我觉得不妨用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聊聊这个社会问题，看看能否对大家产生一点启发。
一、自由市场与社会选择
不管是 John Stuart Mill 还是 Milton Friedman，都在著作中提到过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矛盾。
Mill指出，政府做出的社会选择，往往会限制持有不同意见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作为消费者只喜欢红色的衬衫，而所有的工厂只生产绿色的衬衫，那么我就无法实行自己『选择衬衫颜色』的自由。Mill称这种现象为『多数人的暴政』。
Friedman则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不管别人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只要有消费者喜欢红色，市场上就会有厂家为了逐利来生产红色的衬衫。这也就是为什么Friedman把『自由市场』与『社会选择』完全地对立起来，赞扬前者，贬抑后者。
可是，现实中的市场不是完美的，它不能像Friedman认为的那样，解决所有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矛盾。
举个例子，假设我喜欢吃中餐，而我朋友喜欢吃美式快餐。如果我们一起开车横跨美国，那么这一路他总是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汉堡薯条，因为路边的每一个休息站，途经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数不胜数的美式快餐。而我则要等到经过华人较多的大城市时，才能吃到我喜欢的正宗的中餐。在这一路上，我在用餐选择上的自由意志被限制了。（当然，如果我们开车横跨中国，那么结果自然会恰恰相反了。）
上面这种现象反映了产品差异化不足所导致的局限。为了理解这种 局限，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产品差异化的产生原因。
二、产品差异化与固定成本
为了理解产品差异化的产生与局限，我们不妨先谈谈成本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为了生产某种产品，一个工厂需要投入两种成本：固定成本（fixed cost）与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举个例子，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以前，印制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份不同的模板。模板是很难制作的，雕刻模板的成本属于固定成本；但是一旦模板完成了，印刷每一份书籍的『可变成本』就很低了。活字印刷术通过反复利用字模，降低了印刷工业的固定成本；因此，市面上也出现了种类更加丰富的各种书籍。
上面的例子其实已经简单地说明了可变成本如何影响产品的差异化。下面我再用具体数字举一个例子*。
假设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偏好可以被连续地排列在[0,100]的区间内。拿衬衫颜色举例，我们可以把光谱排列在 [0,100]区间上，如下图。
之后我们用数字来表示消费者的偏好。假设我喜欢某种天蓝色，它对应的数字是20，那么在购买衬衫时，我会选择和20最接近的数字所对应的颜色。之后我们用数字来表示消费者的偏好。假设我喜欢某种天蓝色，它对应的数字是20，那么在购买衬衫时，我会选择和20最接近的数字所对应的颜色。
假设1000个消费者在这个区间上均匀分布，每个消费者都需要且仅需要一件衬衫。假设工厂生产一种新颜色的衬衫需要固定成本1000元（比如说，购买新的染色设备，更新生产 线，等等）。每件衬衫的可变成本是15元。市场售价固定在20元**。这个行业可以自由进入（free entry）。在这些条件下，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种不同颜色的衬衫呢？
首先，整个衬衫工业的总营业额为 20*1000 = 20000元，在可变成本上的支出为15*1000 = 15000元。市场可以自由进入，说明行业的总利润为0，因此剩下的5000元全部用于支付行业内的固定成本。市场上总共有5000/1000 = 5 种不同的颜色，分别位于 {10,30,50,70,90} 这些点上。偏好在 [0, 20] 区间的消费者选择第一种颜色，[20,40] 区间的消费者选择第二种颜色，依次类推。消费者购买的衬衫颜色和最中意的颜色的平均距离为5。
假设现在由于科技进步，生产一种新颜色的固定成本降至100元。那么新的工厂会进入市场，最终市场上会出现5000/100 = 50种不同的颜色，分别位于{1,3,5,7,...99}这些点上。偏好在 [0, 2] 区间的消费者选择第一种颜色，[2,4] 区间的消费者选择第二种颜色，依次类推。此时，消费者购买的衬衫颜色和理想颜色的平均距离降低至0.5。平均说来，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都提高了。
这个例子说明了两点。
1. 即使消费者的偏好是连续的，由于存在固定成本，市场上可观察到的商品种类也是有限的。
2. 固定成本的降低会导致商品差异化增加，消费者福利提高。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个例子和『少数服从多数』有什么关系？别着急，请继续读下去。
*注1：这个例子以及下面的延展讨论来自 Joel Waldfogel 的『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市场的暴政》）一书，第一章。
**注2：售价固定在 20元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在这类问题中，『定价』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为了简单直观地向所有读者阐释商品差异化的概念，这里省去了定价部分的理论分析。感兴趣的专业读者可延展阅读下面的几篇论文：Hotelling(1929), d'Aspremont, Jaskold-Gabszewicz and Thisse (1979), Economides(1989,1993)。
三、群体偏好
还记得吗，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假设1000个消费者的偏好均匀分布在[0,100]的区间上。下面我们讨论一种不同的情况。
假设消费者分为两个群体，黑人和白人。其中黑人是少数，仅有100人，而白人有900人。假设黑人消费者对颜色的偏好位于[0,20] 区间上，白人消费者的偏好位于[20,100]区间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结构会有什么不同？
由于生产一种新颜色的固定成本依然是100元，市场上依然会出现5000/100 = 50 种不同的颜色。均衡条件下，生产每种颜色的厂家会服务20位消费者。因此，在[0,20]区间上会有5种不同的颜色供100名黑人消费者挑选，分别位于{2,6,10,14,18}各点，相隔为4。类似地，在[20，100]上会有45种不同的颜色供900名白人消费者挑选，相隔为80/45 ≈1.78。详见下图。
我们看到，在这个模型中，白人消费者的商品选择更加丰富，购买的衬衫颜色与理想颜色的间距更小。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偏向于白人消费者的，这对黑人消费者来说，大概算不上公平。
问题的关键不是某个群体内消费者的绝对数量，而是消费者的密度。在这个模型中，[0,20]区间上有100名黑人消费者，每单位上平均有5名；而[20,100]区间上有900名白人消费者，每单位平均有11.25名。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附近有越多相似的消费者，那么市场就越可能会优先满足这些相似消费者的需求。
举个例子。美国有大概1%的人口对花生严重过敏，摄入任何剂量都可能会危及生命。可是超市内销售的半数以上糖果、零食都含有一定剂量的花生。可以说，整个食品工业并没有公平地对待这部分过敏人群。这并不是因为食品工业对他们有什么偏见——只是因为这部分人群数量太少而且太过分散，使得厂商没有强烈的动机针对他们的需求制定生产计划。当然，由于生产一种新零食的固定成本往往不高，所以市面上也有一些零食是不含花生的，只不过包含花生的产品种类更多罢了。
总结一下，上面的论述说明两点。
1. 消费者偏好的群体性差异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平均，从而使不同群体内的消费者福利产生差别。
2. 社会资源倾向于优先分配消费者偏好更集中、密度更大的群体。
四、效率与公平
前面我们仅仅是描述了市场上『少数服从多数』现象的产生，即多数消费者的偏好会影响少数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空间。 我们还尚未讨论这种现象是不是效率最高的，又是否是最公平的。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清楚的问题，我在这里仅仅是抛砖引玉，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
先分析效率。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固定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商品差异化的程度。在固定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能仅有一个公司在生产商品。这个公司自然地处在了垄断的地位上。垄断者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会提高销售价格，减少销量。这种结果对于整个社会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因为供给短缺使得有些消费者买不到自己喜欢的商品。还有种情况是，当市场规模极大，进入市场的固定成本又很小时，过度竞争会使得市场上出现太多相似的产品。在我看来，中国的电影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接下来说说公平。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不属于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说到底，什么叫做公平呢？平均分配就是公平吗？可是，每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男性每日需要摄入的食物，从分量和结构上都和女性有所不同。难道说按需分配就是公平吗？那又如何保证每个人诚实地反馈自己的真实需求呢？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公平问题也逐渐进入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行为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叫做『最后通牒』（The Ultimatum Game）*。
他们把两个志愿者（一号，二号）分成一组，给一号10美元，让他选择X美元分配给二号，剩下自己保留。分配方案决定后，二号可以选择
接受方案，一号得到(10-X)美元，二号得到X美元
拒绝方案，谁也得不到任何报酬根据博弈论的分析，对于二号来说，最优的决定应当是接受任何大于零的方案，因为即使对方仅仅分给自己1美元，如果拒绝，自己还是什么都得不到。一号知道二号的最优决定，会分配尽可能少的钱给二号。可实际的 结果却是，大多数的一号志愿者会公平地分配5美元给二号，而很多二号志愿者会拒绝X < 5（对自己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来惩罚一号。
上面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学家对于公平问题的研究，以及人类对于公平的关注，但是它并没有解释『少数服从多数』是否是公平的。对于公平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要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了。
【参考资料】
Güth, W., Schmittberger, R., & Schwarze, B.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2, 3(4) 367-388
Waldfogel, Joel.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 why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rint.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