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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案如下：
这期GQ写了一篇关于变形计的主人公们“变形”后的后续报道。
链接在这：
为方便大家看，我把全文一段一段粘贴复制过来了，额…小标题没有复制
全文如下：
GQ 报道 | 真人秀剧本、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内容来源：智族GQ
原标题《变形记——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编辑：张伟 撰文：曾鸣
采访：曾鸣、沈杰群
视觉：梁爽 摄影：余小强
2005年底，李泓荔被湖南卫视派去英国进修。一天，在伦敦尤斯顿的旅馆里，她打开第四频道，看到了《Wife Swap》（换妻）。
《Wife Swap 》是一档互换类真人秀节目。节目组挑选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让女主人去对方家里做两周主妇。李泓荔打开电视时，看到了一个清洁工和一个模特互换人生。她脑袋上的电灯泡“叮”地亮了。
在2003年，李泓荔想做一档节目，让农村姑娘和白领丽人互换，以尝试“阶层的互动和流动”。她惊讶地发现，《Wife Swap》制片人斯蒂芬· 兰伯特早就实现了她的创意，“阶层互换”也已成了西方国家常见的模式。
回国后，李泓荔立即着手准备。2006年9月，节目开播。李泓荔给取了个颇为文学化的名字：“变形计”，与卡夫卡的不朽短篇《变形记》一字之差。《变形记》讲的是主人公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故事。《变形计》的口号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
在第一期节目《网变》中，李泓荔选了一个沉迷网络的城市少年与农村孩子互换。甫一播出，好评如潮，中宣部、公安部专门打来电话表扬，湖南广电为节目颁发了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
一般的真人秀，看点在于特定情境下的戏剧性，但《变形计》野心更大。它不仅要讲述，还要介入。当《网变》的城市主人公魏程在农村流下悔恨的泪水决心改过自新时，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热泪盈眶。
节目的第三任制片人谢涤葵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里充满自信地写道：“各种追名逐利的思潮让社会亟须重建道德良知，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精神萎靡让家长们头痛不已，《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目前，《变形计》已经制作了12季，共48期。这意味着已经有48组孩子经过变形。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回访了其中3个孩子。我们发现，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加魔幻。
施宁杰是那种典型的《变形计》城市主人公——辍学、抽烟、泡夜店，问妈妈要起钱来各种耍赖，不给就威胁去卖肾。他被称为“《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施宁杰家境富裕、单亲，自称“一生坎坷”。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爸妈总在吵架，最终离婚。他的爸爸脾气暴躁，有一次生起气来抄起一把刀说要砍死他。父子俩只有在夜总会才能相处融洽。
15岁时，他第一次去夜总会，是爸爸带他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帮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个女人比较舒服这些。我爸爸只有这方面跟我不会吵架。”
2011年，他由于各种违反纪律校规，被杭州的学校开除，到南昌和妈妈生活。妈妈经营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没时间陪他两三次。
他在报名时想法很简单，“上这个就变明星了吧？”早在2008年，12岁的施宁杰就跟妈妈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读书没有用，他要当明星；他用4个词语来概括自己对明星的理解：“轻松、娱乐、赚钱、被崇拜”。
王红林也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
她被节目组发现是因为大伯王多权。1996年，20岁的王多权为了挣钱结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矿难，半身瘫痪，未婚妻嫁给了弟弟。2012年，瘫痪半生的王多权被媒体报道，进入《变形计》节目组视野。
这是《变形计》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城市少年桀骜不驯，农村孩子坚强不屈。
他们来自中国阶层结构中的两个极端。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资产，而王红林家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在社科院为我国划分的十个阶层和五个社会等级里，施宁杰属于最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王红林属于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阶层”的概念在《变形计》里至关重要。李泓荔在《制片人手记》里写道，她2003年萌发《变形计》的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
“这是真真切切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秘密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万别让人群在细分中得到归属，我们也许不敢公开承认，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秘密的社会。”
这个秘密社会原本是丰富多彩的。李泓荔在第一季进行了多样化尝试，比如让高三的女儿和母亲互换，把厅官弄到农村去救灾，安排俩美国人进入行走学校……
但这些尝试的收视率不好，节目在第二季后基本固定成了城市与农村孩子的互换。
施宁杰和王红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见面礼，展示秘密社会的存在：施宁杰的礼物是鲜花和玩具熊，王红林则带了一大箱核桃，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在人物出场介绍里，施宁杰的镜头伴随着飙车、泡吧、通宵打游戏、睡懒觉，为了要钱闯进会议室翻妈妈的提包，带朋友在酒楼胡吃海喝，对着所有能反光的镜面拨弄发型耍帅，做瘦脸操。
总导演蒋良对施宁杰的社会化程度印象深刻。他曾见到施宁杰和妈妈手下的员工开黄色玩笑，“施宁杰说得越黄，那些员工就越来劲儿”。他认为这是双方的“阶层”使然，“如果你的妈妈是我们的老总，那么你说什么都让着你；如果是普通家的小孩，那些员工早就大嘴巴子打过去了。”
王红林面对的生活却很沉重：3岁时，爸妈离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长期卧床的大伯数度想过自杀；节目开拍前，爷爷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王红林年过六旬的奶奶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绣十字绣、纳鞋底补贴家用。
所以，当王红林出场时，她的镜头是洗衣、做饭、扫地，思念并怨恨母亲。和施宁杰相比，9岁的王红林身上看不到欲望和爱好。
蒋良将王红林的懂事与礼貌称作“清教徒式的自我要求”，他此前在《晚间新闻》做了10年的记者，经常在社会底层的小孩身上看到这种特质。当初选人时，他看了几张王红林和王多权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我觉得有的乞丐都比他们好。”
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
但把养尊处优的孩子送到另一个极端家庭去是否有积极作用，坊间一直存有争议；而《变形计》隐含的逻辑是：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贫穷和艰苦能够孕育坚强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来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互换之后，灵魂会得到拯救。
李哲解释，农村有许多城市不具备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会让城市孩子有所感悟。
蒋良不信服这套逻辑。他不认为把施宁杰送去王红林家有什么意义，“这个家庭陷在绝望里面，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怎么去拯救一个城市小孩？”
他认为“苦难孕育美德”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指着照片上王红林的脸说：“这种贫穷、被苦难压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态是扭曲的；这一家人这么悲苦，这种家庭的苦闷和怨气，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小孩。”
在节目的画外音里，八仙镇被描述为“山纯水美”。
但为了体现反差，变形的地点偏远和落后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袁凌是当地人，他这样描述王红林家的偏远——“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施宁杰一路上吓得不轻。“那盘山公路！往山上绕，车这边绕过去的时候，车轮半个都在外面，几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没了，没护栏的，一绕我就屁眼儿一阵收缩！”
但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他还是挺兴奋的，一路上对农村进行各种吐槽，经过一片集市时，他嘻嘻哈哈，“看，索马里首都”；经过一片住宅区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农村 CBD”。
在八仙镇下车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过泥泞小路，走到王红林奶奶位于狮坪村九组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那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连厨房一共8间屋子。王家为了迎接贵客，早就把最好那间房收拾妥当。这种待遇可是王红林不能享受的。王红林的奶奶还杀了只鸡给接风。
施宁杰借口“吃多了会胖”急急放下了筷子，开始参观这个新家。他跑去猪圈看猪，在院子的地上写字，在灯下对着飞蛾挥舞扫帚。
很快他就游览完毕，回到床边。习惯了锦衣华服的他捏捏刚铺好的被窝，有点儿潮。他跟编导说，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罢拍成了他和节目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
为了让懒散的施宁杰配合拍摄，节目组不得不斗智斗勇：为了不让他逃跑，骗他山里有冤魂；为了防止他耍赖，声称蒋良是特种兵退伍，发起脾气来不得了；为了让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进行利诱，跑出名次奖两包烟，跑第一名奖三包。
在节目组的要求下，施宁杰完成了一些任务，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残废的村邻。这些人悲惨的命运也许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唏嘘不已，但施宁杰兴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苦。你去那里看不到希望，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节目拍完，施宁杰都没习惯农村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干农活时，他怕弄脏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叶上；砍柴时，他笨拙地从小坡上滚下来；去学校时，他打着耳钉、戴着项链和戒指，穿着豹纹哈伦裤，鞋上还套着塑料袋。他像个游客一样待在这里，当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施宁杰跟我说，他在八仙镇度过了极其无聊的15天。他还记得自己打发时间的办法：把发胶瓶子里装满水，对着飞虫射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这么对着它喷，喷到它掉下来，我就说打下来一架战斗机。每天就玩这个，从早玩到晚。”
《变形计》节目设定里的那种“远山深处的力量”，在施宁杰身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在他眼里，八仙镇没有一丝田园牧歌的味道，尽是凋敝和破败，毫无生命力。“方圆至少要半公里才会有另外一户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头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宁杰在八仙镇生活的另一面并没在节目中体现出来——他仍然赖床，继续抽烟，只是由于手头拮据，不得不接受两块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并不是王家几乎顿顿都吃的土豆，而是编导给他送来的面包和盒饭。
施宁杰虽然和王红林互换了舞台，但他仍然紧攥着之前的剧本，这份剧本是随他的阶层与生俱来的。王红林在家要喂猪、做饭、做家务，这些施宁杰一样都做不来，他也没有兴趣去学；他和大伯、奶奶，以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作为王红林的临时监护人，王多权本该在节目里担负起对施宁杰的教育职责，但事实上，他只能躺在床上听着施宁杰和节目组聊成人话题，比如他父亲带他去夜总会的经历。如果是另一个农村小孩在说这些，王多权肯定会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宁杰已经超出了他的教育范畴，他还是当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好了。
我问施宁杰，那么，你在八仙镇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还不错。”
当然，在屏幕上，施宁杰的变形生活要饱满得多。
根据《变形计》的规律，城市孩子到农村后一般发生如下事情：受到热情招待（主人常常会杀一只鸡）；干农活；因不堪生活艰苦逃跑；在学校与老师或同学打斗（不便打斗辱骂亦可）；闯下大祸；为弥补打工挣钱；最后落泪醒悟，表示变形成功。
由于要体现先抑后扬的“变形曲线”，城里小孩的闯祸部分往往是节目最刺激的时刻，这一段施宁杰完成得尤为精彩。
从节目画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施宁杰先是在屋里转来转去，看上去在憋着气，突然，他一脚踢飞了小凳，踹烂了桌子，最后找来一个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挨个儿砸了个稀巴烂。
“这都是节目组逼的。”施宁杰说，有一天节目组要求他给王多权洗头。王红林在家时，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随便说了句，我不想洗。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讲，‘你不洗，这辈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围当中等死吧’。我去吃东西，‘不准吃，因为你没给他洗头’，我打电话，‘没信号’，总之就是很贱的那种。不停地挑衅，无限地刺激。‘对，怎么样，我们人多，你怎么样，你生气呀，你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这样来挑逗我。”
王多权证实了施宁杰的表述。他当时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发生。施宁杰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烦躁不安的他爆发了。
李哲承认，这是《变形计》常用的手法，“《变形计》本身是比较平淡的一个记录，如何让它变得波澜起伏，其实导演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谢涤葵则将经验归纳为八个字，“设计任务，真实记录。”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真人秀节目通用的手法。
这场打戏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砸完之后，一个新任务自然摆在了施宁杰面前：他得去打工挣钱，把家具赔上。节目下半部分的标题是：“施宁杰煤矿打工帮奶奶置家具”。
打工是《变形计》的一个传统内容。在第一季第一集《网变》中，农村爸爸将积攒的20元钱交给主人公魏程，满足他看黄河的玩乐之心，魏程眼睛红了，颤抖着双手接过，哽咽着说，“谢谢，阿爸！”高父则淡然一笑：“谢啥呢，儿子！”看到此处，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之后，魏程为了还上这20元钱，在工地打工，筋疲力尽后领到20元工资。
从此，打工还钱成了节目的必备环节。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施宁杰走上街头寻找打工机会。他在一条街上邂逅了一个煤矿老板，当天就下了矿井，并靠挖煤挣到了50块钱，加上当掉手机的钱，施宁杰给王多权一家买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仅感人，并且充满了救赎感——当初王多权就是因为下矿井才残废的。
可这一切并不是施宁杰主动的选择——“他们把我带到那条街，说今天就在这条街找吧。我一个一个问过去，一开始惨遭拒绝，我就回去说不要我；节目组说你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再问一个，还是不要我；‘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一直走到一个洗车厂。在那儿洗车的煤矿老板开始跟我搭话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这份工作显然并不适合四体不勤的施宁杰。他下到矿井后，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煤车虽然还见着底儿，但节目的素材已经足够，于是蒋良亲自上场，帮施宁杰把剩下的煤铲了进去。
变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后的施宁杰仿佛一夜长大，在节目里再也见不到以前飞扬跋扈的样子。
和节目组待了半个月后，施宁杰总结了一个经验：“节目组要你坏的时候，他就会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导演们焕然一新了，‘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举动’，‘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不停灌输。”
蒋良说：“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前面只表现坏的一面，后面只表现好的一面；其实前面也有好的一面，后面也有坏的一面，电视选择播出而已。这就是这个节目生命力无法长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本身它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节目播出对王家的一个影响是，王多权迅速掌握了微博、等 SNS 的使用方法。
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帮她洗脚。
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更让王多权难以接受的，是节目组真的把王红林的母亲请到了南昌。
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
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在播出的节目里，施宁杰砸桌椅那段被剪辑在他和王多权的争论之后，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
如此一来，王红林妈妈的探望之旅作为主线剧情就显得更为难得，也有机地把施宁杰和王红林两条线绑在了一起。不仅王红林得以母女团圆，施宁杰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类似的情况，施宁杰遇到的更多。
节目开始有一个夜店的镜头，施宁杰在玩儿的时候，有个人经过不小心洒了水在他身上，两人因此对峙。事后施宁杰才知道这也是节目组安排的。
后来，施宁杰请节目组去餐厅吃饭，结果结账时钱不够，被服务员追讨到街上后，自觉没面子的施宁杰十分生气，表示要罢拍，并威胁要砸掉摄像机。
施宁杰表示，这个窘境也是节目组一手造成的。“他那天完全是要让我丢脸。编导先问我，你包里有多少钱，我好兜着点。我说就七八百。结果他们点了一千五的菜。而且那天是他们叫我去吃饭。我后来借钱付了账以后，节目组又要把钱给我，我说你这样没意思，我又不缺这点儿钱。你故意让我丢这个脸。你早跟我讲，你吃三千我也有。”
节目里还有一个镜头，是施宁杰为了向母亲要钱，死缠烂打，无所不用其极。
施宁杰说，这都是节目组唆使的。“当时栏目组跟我讲，施宁杰，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从你妈这里要点儿钱，以展现一下你的能力。我说这有什么好展现的，这不是一个叛逆的事情吗？他说你不体现出你的叛逆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你觉得你是个男人，你就要一千块钱看看。于是我就死命要。当时感觉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现在想来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觉。”
许多观众表示，每次看《变形计》都会哭得稀里哗啦。这符合李哲的预期，他说，“很多人看《变形计》就是奔着哭来的。”
李哲的理论是，除了新闻资讯类的节目以外，所有能带给观众情绪的节目绝对是好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带来的是感动的情绪，《快乐大本营》带来的是快乐的情绪，《变形计》带来的就是让人好好哭一场的情绪。
“《变形计》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一定是非常煽情的，非常催泪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标准。我们就是抓住了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李哲认为这种情绪释放的作用很有意义，是节目安身立命之本。
节目的逻辑是，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仅能感动观众，还能感动城市来的那些孩子，帮他们完成变形。
但王多权觉得，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红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红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红林在节目里处处表现着坚强与懂事，本该与施宁杰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怎么还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节目有一个理论：参与者的表现越本色，就越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在所有的“本色”里，叛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孩子参加这个节目很不利。因为大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孩子的本色应该是淳朴和善良。但事实上，娇气、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农村孩子在城市舒适的环境中解放这些天性，他们就会遭到大众的指责，似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里孩子尽管个个像古惑仔一样吊儿郎当，观众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只要偶尔表现出一些闪光点，就会被视作是巨大的改变。
可资证明的是：节目播出后，施宁杰不仅没有感受到压力，他在节目中的种种行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出去以后别人会非常信任我。打个比方，我跟女孩吃饭，她听说是施宁杰，查一下，觉得我家境还行，跟这个男的出去，不要紧，反正不会把我卖了。”
在八仙镇，他甚至成了一个小明星。王红林说，经常有镇上的中学女生向她要施宁杰的联系方式。
“她们都觉得施宁杰很帅，”王红林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他要是农村里面的，她们肯定会骂他。但是他以后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让自己父母包办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么都会有，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农村的。”
施宁杰和王红林虽然临时更换了舞台，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从未真正改变。《变形计》虽然号称“新生态纪录片”，但本质上还是真人秀。纪录片的逻辑是生活逻辑，真人秀的逻辑是戏剧逻辑。为了戏剧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
正是一个个任务导致了《变形计》冲突频发。不过，在面对那盆洗脚水时，王红林浑然不觉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考验。
节目临近尾声时，王红林还收到了同桌赵佳欣的道歉。“她说节目组安排她来为难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类的。”
我问施宁杰，在八仙镇有没有被感动过。他说：“节目组有位大哥人很好，节目拍完回到长沙，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饥渴，请我去嫖了个娼。我很感动，经常打电话，叫他有空来南昌玩。”
“讲句真心话，我觉得去《变形计》的少年都不会改，”施宁杰说，他跟好几个参加节目的城市主人公都有联系，“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廖洪毅是第八季第一期《少年少年》的主人公，他也同意施宁杰的观点。他因为泡夜店、爱抽烟、花钱大手大脚而被送到山区去变形一个月。与施宁杰不同，他扎扎实实地挑水、生火、做饭、锄地、丢粪……正儿八经地体验了全套农村生活，全程哭了4次，节目末尾更是保证以后再也不去夜店了。
但廖洪毅回到家后第一个晚上就去了夜店。他说：“拍完变形之后一个月，心里还是会觉得农村那儿真的是苦。但是这个点一过，又返回去了，真的又返回去了。你要说我戒掉烟，不抽烟，不去夜店，不玩儿，这是吹牛逼，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不仅《变形计》里短短的山村之行无法改变他们，那些更为坚硬的社会规则也顽固地阻止他们改变。
2012年6月，拍完节目后，施宁杰去了北京读音乐学校，一年后中途退学。为了让儿子改掉懒散的毛病，妈妈送他去南京军区当兵。不到一年半，施宁杰提前退伍。
我问施宁杰，变形后3年过去，自己有什么变化。他说，行为还是非常幼稚，但想法肯定成熟了一点儿。
我问哪个地方成熟了一点儿？
他说，我上《变形计》的时候觉得奥迪 TT 和宝马不错，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是一个变化。可能这两个车更适合我一点儿，这是单纯的想法。
“但是现在又有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法拉利更好一点儿，虽然兰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贵一点儿，但我跟我妈讲，我说我想买红色法拉利458，为什么？法拉，贵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顺利。我妈说好，就法拉利，她很信这个东西。”
2015年4月，施宁杰自己写了个故事大纲，问妈妈要了30万，从上海请来导演，召集了一些小伙伴，拍起了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朋友圈》。施宁杰在戏里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称施少爷；廖洪毅则扮演一名官二代，外号廖公子。
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就在他妈妈那栋酒店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盛宴。他们在房间里联机玩《英雄联盟》、在酒店的楼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员都抽烟。他们一高兴就唱唱歌，跳跳舞。余下还有时间，就拍电影。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电影杀青。5月25日晚，施宁杰带着一班小伙伴去 KTV 开庆功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无忧无虑、不用担心前途的一班年轻人。喝到微醺时，施宁杰招呼大家玩骰子，“来！左右左右～ 摇动你的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那是一种对命运毫不担心时的轻松嗓音。
施宁杰并不是《变形计》里唯一想当明星的主人公。有人发现，许多参加《变形计》的城市主人公仍然处于辍学状态，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参加节目而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当明星。
第九季播出《此间少年》中城市主人公李宏毅，被称作“《变形计》史上最帅”。开播后，节目获得8年来最高收视成绩，夺取收视冠军，李宏毅个人的微博粉丝数也从40涨到13万（现在已突破300万）。他已经推出了一张单曲，淘宝店的生意也红红火火，虽然这些改变和“远山深处的力量”没有关系。
几乎所有城市孩子参加《变形计》后都拥有自己的粉丝。李哲说，“一般都有一百万。”
“变星”的主人公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杨键帆、张祥硕、何权谋、陈佩雯，盛运煌、王晨正、李耐阅等城市孩子签约了影视公司，还参演了几部青春系列电影和一些微电影。
李哲说，选择颜值较高的少年已成为《变形计》的一个趋势：“很多参加《变形计》的少年抱着想红的目的，并在参加节目以后利用高涨的影响力牟利，节目也越来越不愿意从报名者里选择参与者。”
相较之下，农村主人公并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名声。《山呼海唤》的农村主人公阿吉尽管主演了电影《滚拉拉的枪》，还去柏林电影节走了红毯，但他似乎没有抓住成名的机会，微博的粉丝不到一千个。2011年，初中毕业的阿吉去深圳打工至今，月薪两千。面对媒体，阿吉曾说，他不过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对于节目拼颜值的趋势，蒋良感到遗憾。他认为节目更重要的意义是展示现实。
他曾经把施宁杰和女员工打情骂俏的镜头剪了10分钟放进节目，认为这一幕值得社会警醒。结果，在送审时，这10分钟被剪掉了。蒋良把这个片段留在家里，作为自己试图突破的证据。
“这个节目要表现的是现实，但只能给观众一个设定好的现实——再怎么残酷最后还是有正能量托底的——但现实不是这样的，那个底托不住。所以问题出现了，现实过于锋利，节目是这么浅薄。”
与施宁杰分开几天后，我见到了王红林。节目播出后，王红林得到了“芒果V基金”的援助，一年半来，共获得五千元资助。这项援助将一直持续到王红林大学毕业。
我在八仙镇找到王红林和大伯在镇上的租处时，她还没有放学。那是一个两间屋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厨房搭在阳台上，楼下是穿流而过的岚河。屋前是省道，卡车不时开过，对话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王多权笑着喊：“便宜，一年2000 ！”
租在这里是为了方便王红林读书。但很难讲是王多权在照顾王红林，还是王红林在照顾王多权。由于长年卧床，王多权的臀部长了俩碗口大的褥疮，溃烂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会儿，王红林放学回家了。和电视里的她相比，她长高了，皮肤黝黑，胳膊壮实，脸上脱去了一些稚气。冲我笑了一下后，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烧水、洗衣服、洗土豆、给大伯上药。和施宁杰相处一段时间，再去看王红林的动作，就跟看电影快进一样。
王红林笑得不多，并且有着明显的特点：嘴角上翘，眉头却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来，她的生活没有变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来越一致。
最开始，我以为王红林碰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家庭，“愁苦”不是一种表情，而是命运烙上去的符号。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脸上轻易找到它，它也渐渐在王红林的脸上显现。我总是要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小女孩只有11岁，才能从她那和年龄不称的愁苦表情中回过神来。
王红林正要进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上了电视后，在八仙镇这个3万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娇气”。聊着聊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嘴噘起来。
周末，我跟着她回到她奶奶在山上的老屋，也是施宁杰3年前变形的地方。
那一天天气很好，可惜房子建在山阴，阳光只能照到院子。“吱呀”推开虚掩的房门，屋子里飘来一股阴凉的霉味。
简单招呼我们之后，王红林开始忙着喂猪、喂狗、喂鸡。我在屋子里转悠，在她书桌前的墙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迹写的一串英文单词——“TFBOYS”。
等她进屋时，我试探性地和她聊起了这个少年组合。在短暂的羞涩掩过后，她的脸上终于出现了11岁小女孩该有的明快，语速渐渐加快，面带笑容。
我表示我只听过这个组合一首歌的副歌，并且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立即说出歌名并马上唱了起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她唱的时候很欢快。接着，她向我介绍 TFBOYS 的种种事迹，强调了组合中3位男孩的努力与勤奋。她和班上的同学们排练了《信仰之名》，准备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没有通过预选。
正当我渐渐放松下来时，王红林像惊醒般停下问，“叔叔，你不会把这些写进报道里去吧？”
我问她，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态。在短暂的沉默后，她说，“别人会说，你一个农村的，什么什么……”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