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留下遗书 如何评价中南大学研究生答辩未通过跳楼自杀并留下五千字遗书?
由于我并没有专栏,因此只好写在原答案前面;这一补充的部分,允许个人非营利性质的转载,但需注明ID,有商业性质的转载,请私信商谈稿酬等事宜,获得授权。原答案部分不接受任何转载。
一件事情的发生,原因通常是多样的,这些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虽然我本人学的是工科,不是社会科学科班出身,但我也了解到,社会科学中对于事件的归因通常存在困难——研究者很难像理工科研究中通过控制变量来分析单个因素对于事件的发生起到了多么显著的作用,因为社会科学考查的对象经常是无法重现或需要极长时间的观察,且涉及因素过多,难以做到完美的变量控制。因此我以为,在探究这一类事件时,如无特别的条件,是不能忽略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中的任何一个的。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尝试做过自我剖析?尝试探查自己是如何对事件归因的?
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倾向(当然也包括我,否则我根本不会通过自我剖析来认识到这样的问题):
1. 凡是自己成功的地方,都倾向于归因为个人因素;
2. 凡是自己失败的地方,都倾向于归因为环境因素;
3. 凡是他人成功的地方,都倾向于归因为环境因素;
4. 凡是他人失败的地方,都倾向于归因为个人因素;
在此我们就简单以考试为例来说明,甚至可以拿我自己的例子来分析:
1. 我考试成绩好的时候,会炫耀我很聪明,我也努力,我把一些人周末聚会的时间用来看书了,但是,我很少提到我父亲从小在散步时、饭桌上潜移默化讲给我的知识;
2. 我考试成绩不好会为自己找“客观理由”,被征用的理由包括这次化学题太简单了,不适合我在这一门上和其他人拉开差距;这题出的有问题;老师改卷没看懂我的算法;这次的作文不对老师的胃口;各种原因导致没发挥好——无论这些原因是不是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我有时会习惯性地将责任从自己身上推掉;
3. 当别人成绩比我好的时候,我会不服气,即便嘴上不说,有时也会觉得他们这次“居然”超过我一定是运气使然;他们班的老师这次负责改了某几道题,照顾了他们班所有人——反正他人的努力是很少能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4. 别人成绩不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我聪明,也没有我勤奋。
这些情绪带来的归因结果,想必每个人都有体会;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我举的例子中,也会出现在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请自行体会。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不自洽。
更甚者,归因的偏颇也会出现在学术中。人类学中纯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被很多人不齿,乃是因为它片面地将原因归结于环境因素,但种族主义、人种决定论的背后,是赤裸裸地将自己的成功揽为个人因素,而将其他种族的不成功也归因为“懒惰、愚笨、进化不完全”等等“个人因素”,以此为预设观点搜罗各式证据,而忽略环境的任何影响。这其中也经常会出现不自洽的逻辑。
现在将目光放回自杀事件上。我的原答案中并未讨论这个学生的论文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毕业条件,他和导师之间究竟谁对谁错也许是个罗生门,我们将来也不得而知。但是,自杀事件本身是值得讨论的: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中,一定有如下客观事实:
1. 他因为家境原因被导师和学生孤立、没能良好融入教研室环境;
2. 他的论文、毕业答辩确实受到了导师的延阻;
3. 他自幼失怙,家庭对他的经济支持不足,心理上的支持也可能存在缺陷;
我想这些环境因素在他自杀的选择中不是没有意义的摆设,其作用是值得被探究的。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核心思想往往是:你自杀了,而我没自杀,是因为我比你强,我比你能适应社会,因为你弱,因为你笨,因为你该死。相反,他们从不提自己所拥有而他人从未有过的客观条件,却指责他人不珍惜这些。我想,这是逻辑不自洽的,因而应当受到批驳——他们并没有合理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本文的原意,乃是想说明,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什么样的人会自杀、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形下自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出现这样一批自杀的人却多少是必然的,其背后有着环境的因素:也许能够看到家庭教育、科研环境中的不足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个人因素不可控的情况下,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也许才是作为外人应当持有的视点。
请不要忘记,作为外人,你正是环境中的一部分。而倘若不能正视人己关系、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深刻拷问自己的处事原则,那么,他人即地狱。
仓促写成,不知所言,如有疏漏,还望雅正。
201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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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写过东西了;但这几天来看到、听到的关于此事的各种评论,让我非常失望。其实也算不得失望,因为早已没了希望。
今天有点激动,所以打算从我身边发生过的事情写起;倘若你没有接触过这些选择放弃生命的人,请不要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的死是不是值得、有没有意义,更不要说他们太傻。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你想像不到的生活。
2013年的7月,我在国内读硕士,尚未放假。有一天我听说,我高中母校的前校长被判了7年刑,我欣喜若狂,当天请了几个好朋友吃饭。
法院判刑的依据是受贿60万人民币,而他实际受贿、贪污公款、克扣教师加班工资、补助等等的钱,肯定远超这些——别问我怎么知道,作为班长,我和老师们的关系都很好,这些八卦从被当事人嘴里听到再正常不过。我毕业之后,有一次回母校,发现学校正门从原来的大门改到了侧门;据说是前不久这个校长的“小四”堵着校门闹事,不得已临时调整。对老师们极尽压榨之能事,以至于稍有能力的老师都去了省城,学校一年不如一年,如今已经成了我市的二流学校。我的高中是我们市惟一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第一批示范性学校,所以有别于普通的高中,校长是正县级的;明白人肯定知道,对于正县级而言,60万这个数字判7年算是很重的了,肯定是政治上犯了错误——在那之前,省委副书记、前市长被查了。
然而这些远没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大多数人可能都见怪不怪了。在得知判刑的消息后,我以手加额,只是因为我幼时的朋友终于可以安息了。
我的朋友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虽然同校,却没能分在一个班级。下课经常会在一起玩。那一年,我刚升高二:由于我的班级调整到了别的教学楼上,相隔一个大操场,因此来往就没有那么频繁了。
直到10月的一天中午上课前,朋友拿着一个单肩包在我班级的门口叫我:“这个给你。”
里面是他很珍惜的东西——他最喜欢的某明星的写真集、海报、贴画,曾经我想借来看他都不大乐意的东西,现在还放在我家中,外面完好的塑料包装可以看出他对此有多爱惜。
然而我并没有在意,只是揶揄了一句:“真的啊?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爱要不要。你不要我可拿走了。”
没记错的话,这大概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了。
第二天中午我很没来由地睡不着觉——我记得清清楚楚,翻来覆去,无论如何无法入眠。果不其然,同学的电话告诉了我噩耗。当时我大概是没有哭的,说不出什么感觉,因为没有感觉。爸爸妈妈在边上安慰我。这时,我甚至都没想通,他是把最心爱的东西交给我来保存了。我没有想到,根本想不到。
又过了一天,早上的英语课,老师要用PPT所以到多媒体教室上课,原本的教室在一楼的角落,那间多媒体教室在二楼中间,爬上一座露天的楼梯,右手边就是。教室很大,是由两个小教室打通而成的。我当着全班的面低声痛哭,不知道是老师还是同学递给我纸。一切的细节,到今天都铭刻在心。因为我终于意识到,那次我的朋友来找我,是为了和我诀别。
朋友是卧轨的。在和我诀别之后,那天晚上一夜未归。
我没能再见一眼,我的家人为了保护我,没有让我去送行。新闻上说,他的双腿都断了,不知道疼不疼。
事情被校长封锁了,压了下来,责任被推给朋友的班主任。不过朋友的同学告诉我,一切的起因都是这个校长。
出事的那天清晨,我的朋友在早读时偷偷地吃早餐,不巧被这个校长巡视时发现了。公开的消息是班主任批评了他,罚他站在教室里继续早读。但从这个班里传出的描述却是,校长不但辱骂了我的朋友,罚他写检查、让家长签字,还掌掴了我的朋友。
至于批评的话语有多么不入耳,体罚有多么重,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将我朋友推上绝路的最后一根稻草,绝对是校长的举动。
键盘侠们也许又要说,心理素质太差了吧?怎么对得起辛辛苦苦养育自己的父母?怎么对得起身边的人?
可你们看不到背后的一切。
我的朋友身材非常瘦弱,面相大概是有些猥琐吧(尽管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初中的时候经常被班里的混混们欺负;我是班长,还能护着他。但到了高中,他在别的班级,受到来自同学的奚落、欺负甚至羞辱,我管不了,你们也看不到。
在校园霸凌的处理上,老师们持有便宜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逻辑并能自我麻醉地贯彻始终。我的朋友在受到欺凌时,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帮助反而变为屈辱,这种不公对于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产生的影响,我管不了,你们也看不到。
我从小学得多一些,脑子比身边的大部分人转得快那么一点,有时能在上课时对老师的授课内容提出异议。毕竟只是浅薄的中学知识。可一旦你和周围的人表现得不一样,那种来自学生和老师的压力大得异乎寻常。在“求同伐异”的层面上,这个社会绝对是中华复兴的典范,以至于和我关系很好的班主任当时给我的座右铭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的朋友在中学的数学上有点小聪明,但由于偏科,总成绩不足以打动老师,以至于他既不愿沦为班级中的渣滓,也不被成绩好的群体所接受。一个在班级中找不到地位的人受到的排挤和嘲弄,我管不了,你们也看不到。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依靠父母?也许你有温馨的家庭,你永远想像不到只能依靠自己是什么感觉。他的父亲在下岗大潮中受到波及,似乎长期没有工作,我见的次数不多,不过听说经常肉体惩罚孩子。他的母亲,我原来常见,每天匆忙上班维持生计,也非常在意孩子的学习,每次见我都会问我考试成绩,然后和他的儿子进行对比。但对比之后,毫无例外,母亲的结论都是:“看到没有!好好学习,多用功,你看人家比你成绩好多少。”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望子成龙,只提要求,从不考虑是否现实、是否符合客观、是否循序渐进,更不会给予学习上和心理上的支持。我可以想像,在被校长要求写检讨并让家长签字时,家长会不会因此赏赐一顿皮带炒肉?这种无力感,我管不了,你们也看不到。
也许还有朋友吧。可是当他来找我决别时,作为他为数不多的好朋友,我是那么地愚钝,我能管的,却没能管到;当然,你们也看不到。
于是一切的一切,都被归因于性格古怪、心理脆弱、解决事情的能力太差。实在是很轻巧的话。
多年以后,我在法国的大学课堂上遇到过一件事情:一位法国同学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有不同看法,于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和他讨论,直到最终证明这个同学是错的。有同学对他得出的结论表示质疑,但没人对他的态度表示不屑。我百感交集,想到了我远去的朋友:他没有幸运遇到这样的讨论机会,因为他“能力太差”。
当我生存在不被人指摘的环境中,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必沦为他人的木偶、接受观众的批评时,我为这份自由感到幸运。我的朋友呢,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心理太脆弱了”。
我也曾在国内C9大学读过书,认识到优秀、与众不同不再是一种罪过,堕落才应当被唾弃。然而我的朋友自然是应当与渣滓为伍的,因为他“性格有问题”。
因为一切都是他的错。连他生命中最后的选择,都是不负责任的,不为周围的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着想。
可谁为他惨淡的人生负责?
至于这位中南大学研究生的绝笔,我读过了。我读到了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家境被歧视、被孤立,自己辛苦的成果没有被公平对待;我相信这种事情确实存在,哪怕我很幸运没有亲身经历,但我认识由于同学关系异常而影响心理、影响学习,继而休学的人,也听说过被导师在拉上窗帘、关紧门户的房间里训诫最终轻度抑郁、需要吃药的人。我室友从北京交流回来,说他帮那边的师兄造数据的经历,至于向学生要礼物,或是将补助、津贴发出又收回的导师就更多了。
他的家庭我不了解,但遗书中并没有任何提及父母家人的地方,想来在他的世界中,家庭能给的支持实在不足,哪怕在心理上,家也不是一个能够安心的归宿。
当一个人的生活被局限于这样的世界,如何指望他有键盘侠们的心态去处理事情?
每个人的世界都需要支柱,家庭、爱情、事业,各有不同。然而有些人的世界,却早早地被抽离了“阿特拉斯”,只需要一根稻草,天就塌了。毕业延期、脸上的巴掌、情人的离去、家庭的变故、突然消失的饭碗、有涉尊严的侮辱,也许都是这样的稻草。
然而有些人,他们只会拿着自己有的宝贝对着死去的人喊叫:你为什么不想想家庭?为什么不依赖学校?你为什么不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你为什么不乐观一些?你为什么不去抗争?
可他们永远想不到,不幸恰恰是因为,不幸的人也许从来就没有那些宝贝——不但从一开始就没有,甚至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何不食肉糜!
不要说他们放弃了什么,他们只是选择告别这些根本就没有的虚妄的希望,他们所处的位置本就是无望的。
我为数不多的收藏中有 的一段话:,看到时不禁泪流满面,奉为琴爨之焦尾;在此送给所有自以为有选择的人:
这个社会上有不少人,被丛林法则碾压得彻底,由于长久不被尊重和关怀,无力对抗,干脆屈服了这种价值观以缓解自己的无力感,内心认定了「弱者就活该不被尊重和关怀」,于是,他人表象上展现的每一分弱小都能化为黑暗的力量支撑自己,而对「脆弱」或「脆弱者」反对和打击,就是在彰显自己的力量和作为强者的优越感。
很多谴责自杀者的人,其实就是这种人。
即使他们在谴责自杀者时,多从「你不珍惜生命」「这不负责」等出发,看似批判的是自杀背后的逃避和自私心理,很是占领道德高地,可说到激动处,还是会让人不小心发现,这些也不过是幌子,他想表达的主旨根本是:生活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你看我就比你坚强,不坚强怎么能行呢?
这种表象上的优越感,其内核依然是无奈、心酸、恐惧、愤怒、炫耀、麻木,在我看来,也算另一种死法。掉过头来谴责他们,和他们主张自杀者该被谴责,也差不多,都无法扭转什么,并不是有多大积极意义的事情。
我想,对于这些无论是想要毁灭肉体,还是封印自由意志,总之都是不愿意好好地有尊严地活下去的人们,最应该的行动,就是自己要好好地活,给他们以不自杀、不恃强凌弱的理由;如果有余力,不妨给别人很多很多的爱和理解,从正面支持别人跟自己恐惧、逃避、自私、脆弱做斗争。
弱德的力量不比批判的力量有时效,人文关怀覆盖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不要紧,路这么长,慢慢走,不愿走下去的死者,祝安息,我替你们走到底。
这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说的哲学上的自杀,实在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高尚。
有人说,这个研究生为什么不换导师?为什么不让学校出面?为什么不转学?可你们是否知道学校和导师的权力有多大?在中国,学生的学籍档案握在大学手中,像国外一样自己申请学校转学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换导师,在导师不同意的情况下也非常困难。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接收的老师承担着与同事关系恶化的风险。而国内研究生实行导师负责制,答辩委员会都是导师组织的,说不让毕业,就不能毕业。
我知道,这篇文章写出来,是在消费死者。我将他们的不幸拿出来,看似义愤填膺,实则带有一些幸灾乐祸,在装腔作势地炫耀自己所有的幸福;这并不比那些在坟头自鸣得意、以己之有笑人所无的哲学自杀者高明多少。但我能做的,大概只有批驳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自我升华和自我意淫,来指出环境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倘若这能让他们的不幸不再重演,也算在为他们酹上一樽酒吧。
不要紧,路这么长,慢慢走,不愿走下去的死者,祝安息,我替你们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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