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小波与独立文学
马耳
提到独立文学，不能不提的一个人物是王小波，虽然独立文学内的绝大多数作家并不热衷王小波，王小波也很少作为一个关注的对像出现在独立文学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内，但这个在独立文学出现前几年才刚刚死去和成名的作家，身上实在是包藏着太多的独立文学隐而不见的优缺点。
王小波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知名的独立写作者，虽然不一定能包涵进独立文学作者的范围内，但在处境和写作特点方面还是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
追求写作的独立性
王小波是第一个追求写作独立性的成名小说家。这个评价我认为比较恰如其分，中国的诗歌可以说很早就走上了独立性写作的道路，这与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性地位有很大关系，在小说方面却非如此，小说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爆炸更是将小说推上了一个异常崇高，倍受注目的地位，小说的写作也因此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和牵制。意识形态对小说写作的影响至今未能完全消除，每届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都是一个对这种写作及其存在方式的提醒。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在掀起小说革新的狂潮的同时，也难免落于模仿和山寨外国文学作品的窠臼，先锋小说家，即便如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仍然未能创立一种具备完全独立性的文学范式，因而其作品数量和成就虽然蔚为可观，其写作却仍止于技巧上的迷狂，而缺乏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恒久魅力，最终也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被人淡忘。乡土文学，执迷于乡土，固然有其纪录性意义，然而受了先锋文学影响，也更多的专注于用一些先锋性的文学技巧来强化长久以来乡土中国留给人们的特异形象。
回看过去三十年来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小说家仅仅于专注于技巧上的研磨，而忽视了对小说的形式和本体关系的思考。独立文学的兴起，恰恰来源于对小说形式和本体关系的重新思考，小说本体包括了作者本体和作品本体，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不但应该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有所突破，更应该对小说形式和本体关系有所心得。这其实是小说作者对其自身和写作的一种自省，这种自省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关系着作者的文学创新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革新浪潮中，意识形态对作家的束缚的打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作家们思想意识的开放，也由此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爆炸。然而现在来重新审视那场革新，就会发现那场看似狂飙突进的文学革新并不彻底，作家们有了选择小说形式的权利，却仍然没有获得重新塑造自身的自由，这使得他们写下的作品往往是瘸腿的作品，缺乏精神上的自由和开阔的视野。作家们日复一日塑造着自己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形象，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形象早已经过过渡和自我审查，只不过是一些早已有之的陈旧形象的复制变形。每一个题材和领域都有无数作者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但这创作本身早已被置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一些禁忌和限制，深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挥着作用。这种情状下创造出来的作品，即便再触目精心，切入现实，也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浅层模拟，正如对生活的简单的，浅层次的模仿并不能带来认识上的跃进一样，中国的主流文学创作也逐渐陷入了作品形式丰富多彩，而内核日益粗疏简陋的境地之中，国际文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肯定多半源于作品中的一些传统元素的神秘诱惑，去除掉这些传统元素，作品的内在实则较为苍白脆弱，这也正是因此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那样的文学巨匠的原因。
王小波则可以说是最早开始对作品形式与本体关系进行思考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众多关于小说的观点之中，“有趣”是一个最为醒目，也是最为深刻的标志性观点。王小波的“有趣”，不单单指作品的“有趣”，同时也指作者的“有趣”，这其实正是对作者本体的一种强调，即去除掉作者原本苍白无力的本体，代之以一个充满着理性睿智的“有趣”的作者本体。王小波本人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以作家的人格魅力来衡量的话，王小波是最接近民国时代作家性情的一位当代作家了。这其实并非什么美誉之词，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民国时代的作家的性情大致只能达到“正常”的标准，远没有达到杰出时代的标准，自然也没有成就能达到世界文豪量级的作家。王小波的出现，可以说是向中国早期文人传统的一次回归，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异数。
当然，王小波的“有趣”在现在看来也仍然显得过于天真，以现在的目光看来，“有趣”更多的是从前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期的智性发展的一种自然反应。这像是我们在本世纪初时第一次得到一部手机时的反应，然而在进入信息时代，尤其是智能时代之后，“有趣”的反应变得比过去短暂得多，也更加难以维持。以此为核心来构筑一种作者本体显然如同以沙聚塔。
但王小波还是第一次让我们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作家如何构筑自己的作者本体以及这种作者本体对他的写作的影响。而此前在我们的作家培养体系中，作家本体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作家的独立人格严重缺位，作家们不是成为主流文化的顺从者，就是被某种极端思想所挟持。这跟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也有很大关系，王小波其实也不能免于其影响，王小波在盛年期的早死，其实也与之有很大关系，他的那些颇受欢迎的随笔杂论的写作，虽然给他带来了名声，但未必符合他自由不羁的人格，长期积累起来的疾病在这种对于自我的困扰中突然爆发，也并不奇怪。
中国的独立作家们，在对于自我的独立人格保持方面，与王小波是类似的。独立作家们不像主流作家们那样对主流文化安之如怡，而是主动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更不会主动地去迎合主流文化的需求，这得益于他们长期在主流文化之外游荡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警醒，这种警醒是一种对自己的边缘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对主流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人格缺陷的厌恶和反感。
人格上的独立性，投射到写作上，就是写作上的独立性。与主流作家们相比，独立作家的写作更多地呈现为“忠实于作者内心的写作”，作家们创造了独立的，唯我自在的视角，用全新的世界观去阐释各自的艺术世界。“写作的艺术”在独立作家的写作中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比之下，主流作家们的写作则趋重于观念和手段的选择，这是一种更易变动，更加“圆滑”的写作观，但却由于这种写作观与普通读者的世界观的亲近，因而在一定时期内，更容易引起读者们的共鸣。因为在作家的独立化进程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读者的独立化进程，这也许是一个比作家的独立化进程要更为浩大，更加艰巨的工程。由于教育和文化革新在近二十年来的停滞不前，这一工程也同样处于困难重重的局面。事实上，本刊的创立，很大的目标之一就是想为新型读者的培养出一份力，从而推动读者独立化进程的发展。
坚持独立性写作的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受到了独立性写作给自己带来的困难。王小波的写作，至今少有人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写作具有“不可归类”性，是一种独立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写作，在主流文化一家独大的形势下，会遭到主流评论家的选择性忽略。独立作家们的情形跟王小波当年的情况也很类似，只是在互联网诞生之后，借助于网络的便利性，独立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筑了一个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在各个生态系统之间及内部，独立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工作，已经逐步展开，希望这样一个良好的势头今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并不彻底的后现代写作
王小波的写作最惊人的一点就是后现代性的初步展露。在王小波之前，中国文学中还从未出现过像王小波的作品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后现代性的作品，主流文学中的作品，绝大部分还是前现代的作品，虽然像先锋文学之类的作家们借用了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但写作意识仍然是前现代的，因此作品中的后现代性极为匮乏。
王小波作品中的后现代性，得益于其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王小波是一个成长期特别长的作家，其成长过程中大致有三个重要阶段：文革/美国求学/归国生活，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王小波的思想与写作发展的三部曲，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地点/环境的转移，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在王小波的写作中产生了一种流动的品质，在他的唐传奇系列小说中，主人公除了古代侠客的身份外，还更加增添了一种居住在后现代城市中的普通人的视角，同时又有从美国生活经历中移植来的外乡边缘人的焦虑，于是一个看似复古的侠客小说在王小波笔下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视角的后现代作品，这种时空流的写作已经超越了当代主流文学的认知能力和评论视野，成为现在的时空流写作的一个先驱。王小波这种与众不同的能力得益于他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他的丰富的阅历给了他对周围事物独特的看法，渗入他的整个感知体系中。有趣的是，他并未将这种感知转化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而是采取了夸张变形的重构作品的形式，以一些古典故事为基底，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写出融合着他自身的个性与感知的唐人传奇故事。这种写法的诞生大概来源于“现实”在当代生活中的退隐。在观念横行，媒体的操纵引导及大众集体无意识肆虐的当代，古典时代清晰可辨的“现实”已然变得混沌而模糊，针对“现实”的表象式的呈现不但不能有助于梳理人们对身边事物的认识，反而会使之变得更为混乱扭曲，而意象式的重构作品则不受这种“现实”的制约。在去除掉情节和“现实”的制约之后，意象式的重构与虚构作品成为对当前时代进行描摹和表达的一种有力工具，王小波的一些小说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发端。
虽然如此，王小波的写作却还是一种并不彻底的后现代写作。与王小波同时代的作家，即余华马原莫言那批先锋小说作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写作在技术层面已经大阔步地迈向了后现代小说中的许多写作技巧，但他们的写作意识仍然滞留在前现代时期。他们的小说纵使拥有再炫目的先锋形式，作者本人对这种形式的感受与形式本身并不和谐，比如说莫言本人的谨小慎微就和其作品的大胆豪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与作品的脱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就在于：作家仍在小心翼翼地压抑着内心中的另外一个自我，只有当进入到作品中的虚构世界的时候，作家才有足够的胆量和机会把内心里的自我释放出来，而当他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时，他们马上又会回复到原本的庸常面目。这种“压抑——释放——压抑”的心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作家更好地控制自己笔下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对作品形式进行较好的构建和打磨，但是对自我的压抑也使这些作家丧失了另外一种也许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可能性，即对现有的作品形式进行更大的突破，突破现有的中文写作和西方写作模式，创建一种全新的，既非传统的，又非西方的中文写作模式的机会。先锋文学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其实一直处在衰退之中，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为先锋文学的历史地位打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先锋文学先天不足的缺陷。
与先锋文学作家们相反，王小波的写作与他对个人自我的认识及表述是惊人的一致的，这也是他在身死之后会立即成为一个文学传奇人物的原因，王小波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家模式。他的身上不存在先锋文学作家们那种“压抑——释放——压抑”的心理模式，而是一往无前地朝着心理释放的道路一路狂奔。虽然这样的后果造成了他的作品在文学品质上的重大缺陷，但在这些有缺陷的作品中，还是有许多值得其他作家学习的地方，如对传统故事的现代改造，回旋反复的元小说结构等等。
造成王小波的作品不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根本原因，还是其中并不彻底的后现代性。王小波在对传统故事进行后现代改造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被故事本身的一些情节所吸引，从而把大量笔墨浪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他的毫无限制地释放力比多的写作模式，也使得他非常执着于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而不是把性当成作品整体中的一个元素来对待，因此，虽然在后现代小说的写作上，王小波比同辈作家要超前了许多，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彻底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作品在艺术价值上站不住脚，这就是王小波最大的失败之处。
如果天假以年，王小波能够活到今天，他在写作上的成就很可能会远远地超出目前的水准，那么他所具有的这种先导性的，作者本体和作品本体惊人一致的独立作家模式将使他获得一种令人尊敬的，不仅仅是粉丝意义上的崇拜，更多的是对作品本身价值的认可。而这，是任何一种尊贵的褒奖都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