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秦，苏秦张仪。苏秦就是传说中那个锥刺股的读书人。他本身是纵横家，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文人。苏秦最终佩六国相印，可谓飞黄腾达，名利双收。虽然最终是被人刺杀，但是这也是意料不到的事，并非因为命途多舛导致的。张仪在秦国飞黄腾达，跟苏秦在六国的地位相当。两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读书人，因为现代意义的读书人从宋朝之后才开始出现。
汉朝，司马相如，向汉武帝进献了他的赋，飞黄腾达，结局也是善终，比几百年后同样通过进献赋给皇帝的杜甫强多了。杜甫也是通过向皇帝进献文章得了官，但是很快就被免职了。
汉朝，匡衡，少时凿壁偷光读书，最终官至宰相。虽然最终被废为庶人，但是也是在家善终的。
汉朝以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主要是门阀制度，文人通过读书成功上位的太少了，例如鲍照左思等人都是才气过人，但是总是『英俊沉下僚』，所以这段历史时期比较少有文人可以飞黄腾达的。但是还是可以举出一个庾信。庾信是个典型的文人，写了大量的诗赋，代表作有《哀江南赋》，《枯树赋》等。他本是南朝人，但是因故滞留北朝，在北朝成了达官显贵。但是庾信牵念南朝，所以尽管身居高位，却还是写了很多诸如『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种句子。但是庾信确实是飞黄腾达了。杜甫特别崇拜庾信，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实庾信最后过得真的很好，至少比暮年的杜甫强多了。
从隋朝开始有了科举考试，文人终于可以一展才华，通过科举做官了。门阀制度尽管没有就此消失，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门阀制也逐渐式微，从宋朝之后，科举成了几乎唯一的文人做官的途径，所有从有科举制度开始，文人飞黄腾达的例子就开始不胜枚举了。
唐朝，元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因为才华横溢，最终做了节度使这种封疆大吏，成了朝廷的一品大员。元稹把自己飞黄腾达之前的经历写在了《莺莺传》里面，得意洋洋地讲述他自己如何对郑氏，就是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元稹的人品不行，但是才华有目共睹。
唐朝，王维。唐朝时期科举制度不像宋明清时期那样成熟，还给人留下了充分的作弊空间。严格说也不算作弊，因为当时文人考科举之前几乎都要去『投刺』，就是将自己的诗文拿出一些得意之作投献给权贵，然后通过权贵的赏识来获得科举的成功。王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通过一曲《郁轮袍》获得公主的赏识，然后中了状元。王维飞黄腾达了，但是最后主动选择了辞官归隐，在终南山和裴迪过着怡然自得的隐士生活。这是他的个人选择，自然不会觉得苦闷。唯一挫折应该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叛军曾经逼着王维出任伪职，叛乱平息之后王维因此受到清算。但是王维在出任伪职期间写了一首《凝碧池》，表达了对唐朝的思念，因此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但是唐朝确实有很多著名诗人坎坷一生，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李白和杜甫了。这也给人留下了文人大多数都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的印象。李白和杜甫都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有过飞黄腾达的时候，但是大起的时间短暂，大落的时间漫长。李白和杜甫的晚景都很凄凉。李白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跟随了永王受到了朝廷的打击，最终流放夜郎，差点死在路上。虽然后来还是因为大赦幸免于难，然而大赦之后李白过得也并不如意，最终在安徽当涂孤独辞世，正如杜甫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晚年漂泊江湖，连衣食都成了问题。最终贫病交加去世。他们两个太出名，结局又太悲惨，所以就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其实不然。
唐朝，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他们四个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中了进士。在科举制度下，中了进士就是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范进仅仅是中了一个举人就高兴成那样，举人到进士还差了一大截呢。这些中了进士的，本来可以坐享荣华了，他们也都做了官，虽然不是一品大员，但是也都还不错，毕竟一品大员才能有几个？《红楼梦》里面的贾政也就是一个工部员外郎，而这四位的官应该都跟贾政的职位相当。他们在宦海沉浮，做大官时候留下的诗文大多不如被贬官时期的精彩，譬如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贬官期间写的。因此，大家也都记住了他们被贬官时期的经历，但是他们坐享荣华的时间或许更多。白居易在六十七岁的时候给刘禹锡写下了『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这哪里命运多舛了？柳宗元和韩愈都有贬谪到南方的经历。唐朝时期岭南还是一片未开发的烟瘴之地，两人由此激发出的诗作自然也更加精彩。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和柳宗元的『海畔尖山如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都是其中的代表作。韩愈后来很快就回到了京师，尽管如此，韩愈还是在《进学解》里面抱怨道『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其实当时韩愈是国子监博士，也就是现在的顶级大学教授。韩愈本是文人，在大学教书有何不可？何必非要汲汲于富贵？汉朝的贾谊，晋朝的陆机，都是太过与追求名利，最终一个是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一个是兵败被杀，远不如韩愈善终。韩愈做稳了京官，却还抱怨只能呆在清水衙门。这也能算是命运多舛吗？
唐朝，杜牧。杜牧少年得意，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曾经在扬州做了十年快活官。扬州乃是当时第一繁华都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说的就是做扬州刺史跟做神仙差不多。杜牧一生没有大起大落，从来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这一点李商隐估计要羡慕死他了。李商隐一生都消耗在了牛李党争上面，可谓是命途多舛。
宋朝之后科举制度开始规范化，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上升的障碍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于是一大批的文人，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做了宋朝的参知政事等官职。他们不用再像韩愈那样在清水衙门发牢骚，他们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排除异己，可以一手遮天。他们自己内斗，例如王安石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代表的旧党反复争斗，牵连了无数的朝廷大臣。宋朝的党争跟明朝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饶是如此，也让苏东坡不停地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是除了苏轼之外，没有人算是命途多舛，顶多是宦海沉浮罢了。苏轼在这些人中名气最大，经历最坎坷，有点像唐朝的李杜，所以又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文章憎命达』。然而苏轼是个豁达之人，估计黄庭坚也是跟着苏轼学了一个豁达的性格。他们经历了多次的贬官，却都可以泰然处之。苏轼最终回到京师，得以善终。黄庭坚死在了贬官的处所，成了一个时运不济的代表人物。
南宋的辛弃疾，算是时运不济吗？他的词作大部分是在怨，但是他不是在自怜身世，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原的失地。他的生活很优渥，可是他骨子里却是一名武将。他想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梦的是『醉后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恨的是『东风不染白髭须』。他和陆游很像，陆游不甘心做一名文人，『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和辛弃疾一样不是传统意义的文人，他们认为在国破家亡，乾坤半壁的时候做诗人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他们的命运不济不是来源于他人，而是来源于自身。
从宋朝开始，除了元朝，中国的文人过得都还不错，除非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人经历了从富贵到困窘的煎熬（典型案例：张岱，八大山人；不是很典型的，蒋捷）。宋明清的朝廷高官（确切地说是文官）几乎都是出身平凡的文人，例如范仲淹，杨廷和，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等。这些时期的文人很少有资格说自己怀才不遇，命途多舛的。这时要找飞黄腾达的文人，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只需翻翻史书就行了。这时期命运不济的文人反倒成了稀罕的孤例。唐寅，徐渭，蒲松龄都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和他们比起来解缙，杨慎算是好很多的了，毕竟这二位都曾经进入了朝廷的中枢。
总结：文人们在宋朝之前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的比较多。中国在宋朝之前有尚武精神，到了唐朝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李贺还写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言壮语。从宋朝开始，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以时运不济越来越不可能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应该是让不少文人失去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但是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给了文人上升的通道，所以当科举制开始逐步完善的时候，文人们也不大可能会再坎壈一生了。为何人们的印象总是文人们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呢？可能是因为文人们更擅长发牢骚：不让你做官，你不高兴；官小了，在清水衙门，你不高兴；官大了，你开始文人相轻，相互倾轧，被碾压的又不高兴。有了科举制，考上了皆大欢喜，有才华却又考不上的也只能像蒲松龄那样在书里面骂骂罢了。清朝诗人黄景仁写了一句被无数读书人引用至今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那是因为黄景仁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中进士，年纪轻轻就死了。如果他像李鸿章那样中进士，做高官，领兵打仗，兴办事业，操练海军，出将入相，他还会这么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