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 “不行!”我说，“我是说，那么多的汽车、卡车来来往往，行人走来走去，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在草地上烤牛排?”
“你干吗在乎别人人怎么想?”(她开始用这来折磨我了!)“好吧，”她说，一边拉开了桌屉，”我们可以互相让步，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
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手套，然后她说，“把围裙穿上试试!”围裙打开，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类傻乎乎的字样。
“行了，行了!”我吓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于是那以后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在我刚到洛斯阿拉摩斯才几星期后的一天，艾莲说， “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
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里边写的是“圣诞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波丝猫”。我抗议说，“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我都不认识他们呢!”
“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
第二年圣诞又来了，那时我和费米、贝特都熟了，还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孩子玩，关系很友好。
一天，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理查德，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
我可着慌了，说，“哎，让我瞧瞧……”
卡片写着“圣诞、新年快乐，理查德和艾莲·费曼”。“很好，”我说，“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合适。”
“哦，不，”她说，“这对费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果然，她拿出另一个盒子。
她取出其中一个，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可署名变成了“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
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
“这回怎么这么正儿八经的，狄克?”他们都大笑起来，觉得很开心，因为艾莲捣了这么多鬼，我却毫无办法。
艾莲除了琢磨游戏之外，还买了一本叫做《中文字的音与形》的书。那是本很可爱的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书里有五十来个字，都以极漂亮的书法写出，旁边注着什么“三女成灾”之类的东西。艾莲买了专用的宣纸、毛笔和墨，开始练习书法。她还买了本中文字典，以便知道更多的汉字。
有一次我去看她时，艾莲正在练书法，她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写错了。”
我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说，“你什么意思啊?这字怎么写只不过是人为的惯例罢了，并没有自然法则来规定它非要怎样，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是说，从美的角度来看不对头，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在于感受。”
“这样、那样，我看没什么区别。”我争辩道。
“来”，她递过毛笔，“你自己试试。”
我写了一个，然后说，“等等，让我再写一个——刚才那个太散了。”(我还是不松口说写错了。)
她问，“你怎么来定那个字应该多散才对呢?”
我明白了她的用意。那些笔划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写得悦目。美学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我不能定义它。因为我不能定义它，我就不承认它的存在。可事实上，从刚才的经历中我领悟到它是存在的。从那以后，我对艺术有了一种惊奇神往。
在那一阵，我在奥伯林上大学的妹妹乔安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用铅笔写着些中文字。
乔安比我小九岁，也在学物理。有我这样一个哥哥对她着实不容易。她总是试图找一些我不能做的事。这回，她悄悄地在学中文。
我不懂中文，可有一件事是我平生兴趣所在，就是花无穷的时间去解谜。那个周末我把明信片带着去见艾莲。她教我怎么以偏旁部首和笔划来查字典。有趣的是每个字有几个意思，你必须把几个字连起来才能弄懂它们说的是什么。
我极其耐心，终于解开了字谜。乔安写的是诸如“我今天很愉快”之类的话。可有一句我不太明白——“我们庆祝了这里的造山节”。以为是我弄错了，后来才知道在奥伯林还真有个神经兮兮的“造山节”，我还真翻译对了。
那些词句都是日常琐语，可我知道乔安写中文是在向我显示呢。
我从艾莲那本书里横挑竖挑地拣了四个宇，似乎可以凑成一句，然后拿起毛笔大练特练，每个字都写上五十多遍，从中挑比较漂亮的，由艾莲认可，排成一行。我用尼克的相机把我的杰作照下来留念，然后，把粘好的纸卷好，塞在一个筒子里寄给我妹妹。
她接到后把纸卷打开，却不认识那些字。她以为我是随意挑了四个字，于是找到她的中文教师。
他看到这些字后第一句话是，“书法相当不错嘛!你写的?”
“呃，不。它们什么意思啊?”
“老兄亦言。”
我真是坏透了，总不让乔安有机会赢我一次。
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在二战期间，做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可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摩斯，“你最好马上来。”
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法希安排好，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借他的车，尽快开到医院。我开车上路，让两个人搭上车，以防万一需要帮忙。
果不其然，我们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车胎爆了，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时，备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他立刻先把我的车胎补好了。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迟。
我们又上路了。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在离医院大约50 公里处，又一个车胎爆了!我们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搭车去医院，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他在那儿有几天了，”我再也受不住了，”他说，“我回家去了。”他太难过了，径直走了。
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呼吸艰难。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然后又开始呼吸。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巳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
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摩斯开。
还没到10 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
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
“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
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摩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
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
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妈的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己，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