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邪恶势力的考验下,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消极避世,就是“活命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公共事务去冒个人风险,是最愚蠢的事情。中国人其实并不天生如此。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常常也会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常常在25——30岁左右,他们就会一个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也就是开始“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 (第61页)
这些变化,有些人是出于聪颖的天资,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吃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第61页)。
那些不消极避世,敢于积极站出来为世道主持正义的人,最后都牺牲了。像当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就是中国人绝好的榜样。因为,在中国,最好的记者就是那些中庸平稳,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不对世人与世事作任何评论的记者,那些成功的报纸常常也不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是坚持这样的原则:登载国外的事,而非国内的事;处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的事,而不是眼下的事;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比如,大力讨论勤奋的重要性、真理的价值等等;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至离不开这样的处事法则。
因为在没有法治保护的前提下,“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因为,在中国,凡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一个人为大家的利益而受损害,但是,大家并不会为你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呼吁。如果他为大家的利益而死,大家会在他死后用他的鲜血醮馒头治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可怜虫与失败者。
一种处世法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大量的环境背景,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中国人凭什么要像一只缩头乌龟那样活得谨小慎微,活得不声不响?所谓低调,其实也就是学会做一只缩头乌龟而已,而消极避世就是中国人这只乌龟的“甲壳”,是最好的自卫武器。中国人也会谈点魏晋之事,说到竹林七贤之类,其实,中国人对他们的敬佩“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第63页)
因为中国人所谓品德的高低,其实只是消极避世的大小乌龟甲壳的厚薄而已。要根治这种弊病,“根治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第64页)离林语堂时代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生存环境有了改变吗?
第四超脱老滑。
超脱老滑与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做一个世故的老滑头是很有必要的。老滑头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丢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当有人要侮辱你、嘲笑你、藐视你、毁谤你、伤害你、嫌恶你、诡谲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忍受他,依顺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第65页)
这个时候唯一致胜的武器就是设法长寿,用时间与生命赛跑,以避免自己不幸死在你的敌人之前。这样的事情,台湾的李敖先生就做过。他一次在凤凰卫视上做“李敖有话说”节目,把曾经迫害过他的蒋氏家族一家大小的照片挂出来,圈上红点,被圈红点的人表明已经死了。李敖说,蒋家曾经迫害过他,但是,照片上这些曾经迫害他的人,现在一个都不存在了,都死光了,而他这个被迫害的人还活着,虽然已经七十多岁,有朝一日也会死掉,但是毕竟死在他们之后,他的胜利就是终于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他的敌人抢在他前面死去了。李敖是老顽童外加老滑头。
其实,在中国,无需要学习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每个生养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人,都是天然的滑头。滑头只有老少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别。中国的土壤气候决定了,中国,就是一个必须学得滑头才能够活下去的地方。
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饭碗问题,什么主义都不过是生意,什么事说到底无非是“升官发财”,再没有别的事。 不管什么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睡大觉、睡午觉等等,在中国,都是用来“吃”的。因此,吃儒家饭,吃道家饭,吃佛教,吃基督,吃天主教,这些说法在中国是很流行,很普遍的。对精神信仰麻木不仁及采用世俗功利的态度,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色。因此,做和尚与做道士也常常与做官一样,有级别,有肥瘦之分。
一般来说,在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 20岁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就是天才。”(第66页)可惜这样的终身能够保持童心的人,在中国几乎看不见,而常常只出现在国外,而这些人在国外常常就是大师级的人物,是人类的天才,是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一切都世俗得很。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的。娶妻为了生子,嫁人是为了吃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实功利得很。中国人的所谓爱情,都只是在一些神话想像之中,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中国人的家庭本身就是生产单位,就是放高利贷的地方,中国人以“孝道”理念,维系着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家庭模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一切都是有功利目的的。出来混是要还的。
“中国人在本性是道家,在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第68页)中国人一向有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传统。比如“中国人举行葬礼时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第68页)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分不清那是在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因为都用一样的乐器吹奏,一样的队伍,直到我们看到一顶花轿或者一口棺材为止。因此,在中国丧事与喜事之间常常界限很模糊。
一场大灾大难,常常意味着那是歌功颂德的机会,常常也充满着喜庆的气氛。因为,那意味皇恩浩荡有了表现机会,“爹亲娘亲不如父母官亲”有了展示的舞台,同时以灾害为名义的各式捐款,在暗箱操作中,也未尝不是一个绝妙的发财机会。发国难之财,向来都是中国官员所擅长与喜爱的事情。因此,每次灾难来临,也就是喜庆来临。总之,中国人的超脱老滑,就是像鸽子一样温和敦厚,像蛇一样机智灵活。
中国人长期以来使用的零钱——孔方兄,就是超脱老滑的绝妙象征:外圆内方,老奸巨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论对什么事,总之一句话:我们没办法,算了!爱华阅读aIhUaU.com/zl/转载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