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有三：
(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合同类型。附随义务则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它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类型的限制。
(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
(3)不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得解除合同。
反之，不履行附随义务，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损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当然，有些合同上的义务，究竟属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尚有争论。
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存在争论，德国通说认为，应以可否独立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加以区别。可以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有人称之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不得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而附随义务，有人称这为不独立的附随义务。如，甲卖车给乙，甲交付车辆并办理过户手续为主给付义务，提交必要文件(如行驶证、保险书等)为从给付义务，告之该车的特殊危险性为附随义务。但有时判断某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并不容易，如，出卖人对物品的使用说明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货物需方受领货物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就存在争论。一般认为前例义务人所负义务为附随义务，后例为从给付义务。
(二)附随义务与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的区别
《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第60条规定了合同履行过程的附随义务，法条的详细规定为准确区分三者，提供了条件。虽然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和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皆派生于诚实信用原则，抽象出合同缔结、履行、消灭三个阶段当事人始终应当照顾、保护相对方人身、财产利益的共性，但是三者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义务的功能不同。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上的利益。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除了承担这一功能，还具有辅助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的功能。
第二，义务违反后的责任类型不同。违反先合同义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责任已成为不同于侵权责任、也区别于违约责任的一种独立责任。
违反后合同义务，与违反合同义务后果相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法原则，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合同法》第107条的对“合同义务”违反而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亦适用于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违反，所以对附随义务的违反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违约责任。
(三)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相对人虽不得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人违反也不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而仅使负担此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后果的义务，理论上也称间接义务。《合同法》上为受害人规定的不真正义务主要就是减轻损害的义务，简称减损义务。减损义务所指的损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损害，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不得让义务人赔偿他人损害，而是使其自负损害，与一般法定义务违反的后果颇不相同，所以才称为“不真正义务”。如《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附随义务是向对方所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向对方承担责任;而不真正义务并非是向对方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亦不会产生向对方担责的情况，只是自我遭受不利益。
三、附随义务的种类
债之关系为一种发展性之过程。附随义务是在债之不断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义务，唯其产生不得脱离诚实信用原则，其功能仅为辅助给付义务的实现。我国《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通知义务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告知对方的义务。关于告知义务，《合同法》第158条、第191条、第228条、第230条、第232条、第256条、第257条、第278条、第298条、第309条第338条、第370条、第373条、第384条、第389条、第390条、第399条、第413条等分别作了规定。
(2)关于说明义务，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义务。《合同法》除了在总则中规定格式条款提供者对免责或限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外，还在分则第199条、第231条、第304条、第307条、第324条、第356条、第383条等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3)关于协助义务，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履行义务，以使合同能顺利履行的义务。在合同关系上，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积极的给付义务，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就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配合债务人完成履行行为。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合、创造必要的条件，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合同法》第259条、第260条、第275条、第277条、第289条、第309条、第331条、第335条、第357条、第358条、第359条、第385条、第386条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4)关于照顾义务，债务人履行合同时，应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中的标的物，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合同法》第156条、第247条、第265条、第301条、第416条则作了规定。
(5)关于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又称为忠实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而了解到的对方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在合同订立时，为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露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主要表现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合同法》法第266条、第324条、第346条、第347条、第350条、第351条、第352条作出了规定。
(6)关于保护义务，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应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保护相对方人身和财产利益。《合同法》第333条、第282条、第303条亦有规定。
由上可知，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给予了全面的认可。可以说，附随义务使社会对合同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严密、更加细腻。虽然附随义务及其法定化，对维护社会权利，追求衡平正义意义重大，但是如果认为依靠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可以完全达到现代合同关系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衡平，实现实质正义，则期望值过高。合同法的属性与社会现实两方面决定了附随义务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方法，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其一，附随义务法定化并未改变其“附随性”。附随义务为合同法确认之后，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无疑提高了附随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其附随性。
首先，合同法对其关注程度远远不及对约定义务及与约定相关的法定义务的关注程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共有428条，而对附随义务之规范从总则到分则不过50余条。
其次，从实际的合同关系看，亦是如此。附随义务一般是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产生的，告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内容均是根据合同之事项和现实情况确定，因此，附随义务从属于约定义务。
这也说明了现代合同法中社会权利之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亦具有附随性，其保障社会权利、维护社会利益的程度和范围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是在合同法视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为主的民事关系，契约自由原则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与其作用的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场之手调节经济的微观基础，扼杀自由意志便会窒息市场生气[6]。附随义务的功能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存在不可调和性的冲突，因此，孕育于民法中的附随义务随着发展，其本身具有的潜在力量已有突破合同法束缚的趋势，寻求其新的生存发展之地——经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