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的大变局时代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不认为中国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骄傲的时候了，不能说“我们已经走在人类的前列了”。虽然有这个前景，但是现在来看还差得很远。
城市化，就是生在一个地方，死在另一个地方。
我最早受到启发是参观纽约交易所，那时候墙上有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权利一旦得到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一定都得到了保护，倒过来就不一定。而这是一个地方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市人抱怨空气差，是让别人走，自己赖着不走。
任何国家用脱离了黄金本位的货币，用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一定会带来灾难的。因为其中的诱惑太大了，一定会造成市场流通的总货币量偏多，从而酿成祸害。
城里人跑到农村说别人是穷人，体制一变谁穷还真不一定。
我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着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中国行政当局一积极，危险就来了，因为他们敢胡来。
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中国计划经济走了，规划经济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没吸引力，从资源承载、生态产业上没有戏，但组织上派了个重要的人在那里当官，他一定要折腾出一个城市化来。你去问他为什么折腾，他说我就管这一块呀。
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
弗老领军的货币主义与哈耶克坚守的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抱有一种理性的怀疑。货币进入市场，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是的，货币似蜜，最后还是带黏性之水。
当你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想想受苦受难的农民你就心理平衡了。
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一旦转为非农业用途，就一定要国家强制征购，然后要由政府把土地批租给市场呢?这是最明显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的例证。为什么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就不能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呢?我认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就是权力搅市场的收益太高，既得利益方绝不肯自动放弃。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轻易去提这个加税的建议。因为这建议很容易被政府吸收，政府最容易听的意见就是加税的意见。你不减，只加不减怎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讲了很多年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比例低，但是加税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非常困难。
土地财政不是喜不喜欢，高不高兴而是游戏已经开始，不得不做。
如果不加快改革，市场调节与行政权力调节混合在一起，权力寻租像败血症一样在体制里蔓延，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大麻烦。
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就叫城乡一体化了。
我们的大变局时代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过去来看，有十年的失误，以及九十年代的发展，利用机会，主动做经济。我们将来的文明应该有包容，包容有被动的包容，也有主动的包容。被动的包容就是被动地接受，主动的包容是主动去学习，把一切好的东西学过来。
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把调查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鉴别，从中发现合理因素，然后先用短期政策承认，再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如果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在改革和增长之间关系上，看法存在分歧。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改革所依赖的价值观并不一致。
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挑人家的错挑上了瘾，一路跟下去， 最后发现除了再也不能冷静地看世界，什么也学不到。 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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