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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我们傻一点更好，带着理想的憧憬，带着激情的冲劲，迈入俗世更迟一点，少一些投机生存的狡猾，多一些踏踏实实的勤恳，感受生活的每一处微妙，这才我们立足于世的稳固基石。
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很笨，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的笨不是脑袋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竖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在从小到大、数不胜数的每一次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
“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我把这句话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算是豪言壮语，也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和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的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
“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获取一点儿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我在《恋爱的犀牛》里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
年轻时，写过很多蛊惑他人、也蛊惑自己的台词，比如：“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愿望，你就是不可战胜的!”当然，你也知道，上天不会厚待任何人，无论是你，还是我，痛苦、困惑和艰辛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回避、躲闪、辗转腾挪都毫无作用，既然来的总是要来的，迎着刀锋而上恐怕是最好的选择，起码节约时间，上天当然不会厚待你，但自己可以成就自己。
我这种以“试错”的方式来确定的人生，丰富多彩，但很难想人推荐。那些台词依然每天在舞台上，在观众席里回荡，它们鼓励了和我一样的人。我的一位女演员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女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怎样才能让那些男人明白呢?”我回答了她，尖刻无比：“那就不要摆出一副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她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然是一种标准的女文青表情。我不知道文艺青年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困惑中的生命状态，一个人有太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
喜欢有创造力的，有激情的，不囿于成见的自由生活。如果什么有利于这样的生活我就赞成，反之，我反对，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世贸观念。我反对伪善，谎言，媚俗，狭隘，装腔作势，一团和气，不相信任何人制定的生活准则和幸福模式。不管世界给没给你这种机会，我相信人都可以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创造自由的生活。
在我的新戏《柔软》里有个异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得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我的一位朋友，樊其辉，现实中也是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但他宁愿称自己为“女裁缝”。有几年时间，他每周二在三里屯的“法雨”化身为歌女“碧浪达”，享受他生命里自由的两个小时。我一直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生命袒露给你看的人，留着菸楼还自嘲地笑着。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现实中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据说他死得非常坚决，尝试了很多次，直到成功。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当时对剧组的所有人都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沉重，也很脆弱，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和极具自嘲的笑话能交代得过去的。自由，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万分的坚强和一点点运气。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细细分辨，哪个人的生活不是由秘密和谎言堆积而成的?但是，巧妙地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得越好就离真相和本质越远。我宁愿选择笨拙地度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