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挨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我一概来者不拒。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至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好,真是令我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体贴用心。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定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浃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过去在丛林里,戒规十分森严,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准我们披围巾、戴帽子,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我们穿的几乎都是已圆寂前人的遗物,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单衣薄衫,每逢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从宽大的衣领袍袖中直贯而入,没有忍耐精神,不易度过寒冬。于今,我将这份耐冷的力量运用在忍受暑热上面,显得驾轻就熟。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不算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经有一个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图案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记得我五十岁生日,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作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间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漂亮的浴帘、舒适的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设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澡。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入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