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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29年的大萧条重创了世界经济的话，那么，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低估的。通过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终于使大多数人看到了华尔街金融家的无比贪婪，看到了格林斯潘等监管者的行为扭曲，看到了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金融监管形同虚设，因此，各国政府面对纳税人的愤怒和质疑，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设计宏观审慎监管机制问题。但是，今后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否有效，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否则就会削弱今后金融监管的力度
其一，对此次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秩序的混乱程度不可低估。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了许多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或被接管。在冰岛造成了银行的倒闭进而引起了与临国之间的纠纷，在香港造成了投资者对雷曼破产的愤怒至今没有平息，在美国造成了中小银行的倒闭潮愈演愈烈。例如：2007年全美银行倒闭三家，2008年倒闭27家，2009年则倒闭140家。尤其当美国宣称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开始复苏以后，银行倒闭数量却翻了一番，由2009年8月7日的72家，增加到12月18日的140家。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据FDIC估计，未来一至两年还将有100家左右美国中小银行倒闭。
其二，对此次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损失的严重程度不可低估。根据IMF2009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美国金融业的估算损失1.05万亿美元。根据彭博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末，全球金融业在本轮危机中已确认的损失达到1.59万亿美元。IMF在2010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披露，从危机开始到2010年4月，银行资产账面值减记估计数字已从2009年10月公布的2.8万亿美元降至2.3万亿美元。这一消息曾被各大媒体宣称为“危机损失没有想的多”。但是这种报道恰恰忘记了IMF在报告中的提醒，“迄今为止并非所有损失均已体现在资产账面值减记上。”正因为如此，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能够说清楚，全球到底有多少有毒资产。IMF 2009年1月曾估计到2010年底美国的有毒资产总额为2.2万亿美元, 2009年4月21日又把美国的有毒资产总额提高到3.1万亿美元。美国努里尔·鲁比尼则估计到2010年的年中，美国的有毒资产可能达到3.6万亿美元。西班牙《世界报》2009年5月13日刊发文章指出，没人知道金融系统究竟存在多少有毒资产。欧洲各国财政部长近期的一次会晤则估测这一数额高达1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或欧盟27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根据有毒资产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就意味着这些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其三，对主流经济理论引发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不可低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噪下，占有经济学界话语权的媒体或个人大肆宣扬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宣扬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观点。这些人把市场的自我矫正能力吹上了天，把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奉为圭臬。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格林斯潘之类的监管者“想当然地认为自利性的机构尤其是银行等，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的利益和公司资产的安全”。2009年6月17日英国研究院为了回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提出的质疑而举办了“全球金融危机论坛：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足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界的危害程度是多么严重。在这种情景下，有人高呼“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的到来（野口悠纪雄，2008）”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斯基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的本质就是容易陷入投机和恐慌。其实，提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明斯基将这一理论的贡献归功于凯恩斯的启发。有意思的是，明斯基出生于1919年，而这一年正是凯恩斯的成功之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的诞生之年。正是在此书中，凯恩斯对放任的货币政策的可怕后果给予了严重警告，他说：“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没有比放任货币这一方式能更巧妙、更确定地推翻现有社会基础。这一过程把所有经济规律的隐蔽力量都调动起来用于破坏，而且对于这种破坏方式，100万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判断出来”。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凯恩斯在90年前说过的话就好像是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真实描写。
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不可拖延，否则就无法有效防范金融系统产生的新风险
为了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无论是美国还是IMF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不仅把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systemically important）的金融机构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之下，而且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和风险集中度等要求,特别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尴尬局面的发生，要求对超大型或特别复杂的金融机构征收新的系统风险税金，建立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进而避免金融机构清算过程给纳税人带来严重损失，以便维护社会的稳定。
显然在美国政策设计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加明确地提议20国集团成员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缴纳“金融稳定贡献税”和“金融活动税”，这两项新增的税收也被称为“社会责任税”。尽管今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一政策设计是得人心的。因为这两项税收无疑可以有效遏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逐利进行的高杠杆操作。
当然对于上述的政策设计，目前也存在一些异议。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有人提出，IMF提案的征税对象涵盖全部金融机构。涉及范围似乎太宽，认为这对那些非银行机构以及小到可以倒闭的银行来说，是一种惊扰。另一条是有人提出，征收上述税种其具体做法必须建立在不破坏市场机制功能的前提之下，否则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上述这两条异议的确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难道对金融机构征收“社会责任税”就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难道对于小到可以倒闭的银行来说, 根据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责任税，就是对他们的惊扰？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
如果上述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政策构架在没有呈现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之前，大致可以应付的话，那么在迪拜、希腊等一系列看似概率极小的“尾部风险”事件发生以后，目前出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明显就缺少了点儿东西，那就是人们对国家主权违约风险的关注。因为长期以来，西方金融界普遍假定，西方政府是守信用的，是不敢也不会违约的，因此，在为西方政府提供贷款，或是购买这些主权国家债券形式的债务时，银行通常既不要求抵押品，也不计提大额准备金，原因是，在银行业监管者的理念中就认为主权国家债务的“风险权数为零”。但希腊与迪拜的风波为金融界敲响了警钟，看似概率极小的“尾部风险”事件却一再发生，逼迫银行业的监管措施必须得到校正。
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没有实施金融救援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就无需改革。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规范的市场机制，所以，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改革方面，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例如为了支持西方的金融救援计划，具有国际监管责任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有意推迟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时间表。但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却不断提高，重点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已经从8%提高到了11.5%，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但在这令人可喜一面的同时，也存在令人担忧的一面，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是多层设置，因此，如何在“三会”之间构筑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是需要迫切和认真解决的问题。舍此，实施监管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可见，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有效地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摄影 王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