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历史越近，越不好评价。我无法准确地定位我们所处的当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但这一段时期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在混合推进。原来的模式还在延续，但新的模式也正在形成。在产品市场上，几乎已经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在要素市场上，是计划和市场的持续双轨运行。在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使用上，还是计划经济，但其变现却依靠市场经济。土地只有依靠市场化，才实现了资源资本化。只有转为工业化、城市化用途，土地才能增值，而且级差收益往往是几十倍、上百倍。这是地方热衷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很多地方的财政是土地财政。如果不能卖土地的话，这个地方的财政几乎不能够维持下去。地方政府有步骤地卖，与房地产公司相配合地卖，使得各地房地产的价格，有着合谋上升的痕迹，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公司一块儿“忽悠”上来的。
举个例子，有个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小伙子，脑袋瓜非常清楚。他在房地产行业从业三四年，就琢磨清楚了：做房地产不是做大众市场，不是为了让大众满意，而是只让极少数人满意即可。同时，还要将价格抬到这些极少数人介于满意和不满意之间，价格抬到再高就不买了之时，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也就最大化了。实际上，房地产公司在一个楼盘开发出一千套房子，他只用找到1000个人，愿意以他们有意购买的最高价格出售就可以了。在根本无法形成经济学经典意义的均衡市场之前，房地产价格就已经在二元经济、二元社会，以及孙立平所言的断裂社会的基本背景下，达到大众无法承受的高价了。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尤其是北京的。我2006-2007年在洛杉矶做访问学者，从那里回来以后，当地有些华人朋友想回北京创业，就向我打听，北京的房地产价格怎么样？比较之下，他们很惊讶。北京的房价，比洛杉矶贵多了，这里比较的，还不是买房负担系数，即房价收入比，而是房价的绝对价格。北京的房价，在四环以内的，基本上每平方米在2万元以上，相当于每平方米3000美元。这比建筑面积200-400平方米，售价40-80万美元之间的洛杉矶房价，高多了。而且，在洛杉矶，标出的房地产价格是市区独门独院的house（可以近似地按音和意，译成中文的“豪宅”）价格，比北京的许多别墅还要高级，前后都有院子、车库、花园甚至游泳池的两层小楼。单位面积售价，还没有我们这个鸽子笼似的单元房（我们的所谓房子，在美国叫做apartment，与house是等级迥异的两个概念）高。
4.离市场和官场都远的农村
2009年9月初，我在给张掖人民银行做讲座时，对当地政府和银行分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性质，就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并对照了当地的区位优势。张掖这个地方虽然资源优势明显，但区位劣势更加明显，因为离市场很远，离官场也很远，这是他们面临发展困境的最根本的原因。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农村。就普遍问题而言，农村离市场很远，离官场也很远。虽然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石油、矿藏等自然资源，也大多从农村开采出来。但农民没有能力，更加没有权利将其资本化，将其变现，城市工商业者则可以把它变现。他们仅仅打通了农产品和市场之间的区隔，做一下经纪人倒倒手，赚到的钱就远远大于农民。
最后，我再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政治和经济的密不可分。
1984年，英女王访华，英国电视台BBC拍了一个纪录片给中国中央电视台放。作为外交礼节，中央电视台必须播放，但苦于没钱给BBC，于是找到可口可乐要赞助。可口可乐提出了一个赞助条件：在纪录片播放之前加播一个可口可乐的广告片。这成为新中国电视广告历史上的开篇之笔。
二、中国特色的金融与农村金融
1.若干金融学的经典定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表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之前，还有表述，“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邓小平的论述，形象地表明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心脏之与机体的关系，相互依赖，而又有所包含。
按莱文（Levine 1997)的分类，金融业有五个基本功能：
（1）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
（2）配置资源；
（3）监督经理人，促进公司治理；
（4）动员储蓄；
（5）便利商品与劳务的交换。
实际上，每一种功能都可以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图2显示了Levine所言的五大金融功能如何导致经济增长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配置资源也是核心。
我们再引述一下中国背景下的“金融”认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老所长秦池江先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资本永远不会和劳动自动联合，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认为，指望金融资本、民营资本去解决农村问题，是南辕北辙。资本永远具有逐利的本性，所以指望金融资本、民营资本去解决农村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是农民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农村，不管什么形式，只要农民愿意，组成相应的合作组织，让农民当家作主。虽然发不了财，但至少也能左右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依靠资本和劳动进行自动联合，是永远不可能的。科学化、组织化能够帮助到农民。不管是专业合作社还是综合合作社，只要他们相应的科学化、组织化，就能够提高他们的能力，拓展他们的机会。所以，只要给农民以基本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基本的生活保障（低保等），其他的都应该让农民做主，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我们再稍微引用一下杜润生老先生的意见。他在为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再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到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让大批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20%的时候，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电力、电话、自来水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体化。
杜润生和秦池江两位先生对农村和金融问题的表达，说明了农村问题的复杂性。指望资本，指望工、农、中、建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指望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指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去解决农村问题，是不可能的。资本与劳动是天生的一对矛盾，从经济系统上讲，二者是共生关系；但从利益上讲，二者是对立关系。指望商业资本解决劳动者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不会答应，基本的经济规律也不会答应。有些人曾形象地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部门势力、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赶入农村，是把狼赶入羊群，推动的这种所谓合作，是狼加羊的合作。让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大对农村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可能会暂时改善农村物流不畅的局面，使资金瓶颈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资本和劳动在利益上的本质差异，会使得这种努力类同于饮鸩止渴，问题只不过是向后推延，而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