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大为不同。（3）社区和单位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即社稷。（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1.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中华的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更是基本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历史上，中国拥有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而今已是工业时代，但家庭经济却依旧。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企业”。在中国，家庭的影子弥漫在整个社会，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官场的腐败，多半是为了子女前程；而西方的腐败则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的集团输送利益。
2.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构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扩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国的社会组织原本是天然的聚宗族而居的社区，即村庄。今日农村社区依旧渗透着血缘纽带。自城市勃兴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作单位天然成为组织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区也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组织形式。征兵退伍，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扶危济困，副食供应，基础教育，文体设施，等等，都倚重社区。如同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单位是百姓组织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西方的“市民会社”基于阶级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社区和单位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关系不明显。因此“市民会社”远不如在西方重要，多半是娱乐类的团体，不是人民公共生活的主体。中国也有大型企业，但多属国有，谈不上利益集团，更不可能催生猖狂的“合理合法”的西式利益集团政治。
3.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网格，这个网格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格重合。中国自古就有政府与社区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即社稷。社会网格非常开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动，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不体面的地方也常有体面的人和事。不过，由于社会网格被行政网格覆盖，立体网格拥有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弹性，使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在危机之时刻，中国的立体网格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体现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
4．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家庭组成社会，家庭的责任伦理观就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的“责任”，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权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即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为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大体重合，家庭伦理观也就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嵌入的结合部——在基层政权。家庭伦理弥漫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就类似西方曾经的“政教合一”。换言之，“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西方法律主义传统深厚，而在中国，食洋不化地死扣法条，搞法条主义，就可能激起民变。
冒昧以下图演绎“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念。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比起“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稷立体网格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
七
综上所述，笔者冒昧认为，中国模式三位一体，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个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
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亦可称，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是翅膀。如此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因其体量巨大，不妨称之为“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是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搞国家社会两分，官民脱离，信奉法条主义，资本至上，丧失了“人民性”，我国就出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肯定这个进步，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由“民主、宪政”两个抽象名词组成）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从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一甲子的岁月，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里，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东施效颦，拆故宫建白宫，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之路的种种叙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