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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上看，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脱离人民，导致 “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人民推翻，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从历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显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政治文明，民本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六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其渊源何止千年。中华历史没有被共产党割断，也没有被传入的西方文明割断。如同中国象形文字在计算机时代依旧生机盎然，中华政治文明也代代相传，生机盎然。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适应国情，并不“落后”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六十年来，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多数决不是维护、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谈不上“普适”。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当选者，当选者为什么代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什么少数要服从多数，为什么一定要信奉“数量”决？多数决有逻辑困境：若社会均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确为多数；若社会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多数决就丧失了利益集团抗衡的本义；只要社会均分为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多数决就恒定成为绝对的“少数决”，即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于是，只好用“复决”制迫使社会“呈现”为两个利益集团。换言之，多数决在逻辑上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没有对多数决的制约，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团的反抗。西方制约“多数决”的手段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即不依赖选举的“法制”。西方法制与西方民主构成一对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是西方独有的政治体制。
世界上采用“绩优选拔”的领域远超采用多数决的领域。经济、教育、科技、军队、医疗等领域都不用多数决。即便在政治领域，选拔公务员和法官也不用多数决，联邦制是对多数决的替代，联合国要是多数决机构早就崩溃了。多数决用于解决危机或僵局非常简便。但没有必要神话这个产生“人民代表”的方式，制造思想僵化。依宗教信仰把人类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是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依是否有直选把世界分为“民主与专制”两类，是新世纪的蒙昧主义。
政治问题的实质不在“游戏规则”，而在协调和均衡“利益”。承认政府可以被社会利益集团分肥的制度并不普适，谈不上普世的“合法性”。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同意实行多数决而忽略绝对多数相对少数的“利益”。追求公正廉明地维护和促进“百姓福祉”的民本政府也不“普适”，而是来自缺少社会分化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这结构沉淀出的特殊社会意识——拒绝强权政治。笔者对“多数决”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选贤任能的手段深表怀疑。
常有学人云，西式集团竞争型的政制比中式统一集团执政的政制更支持社会“持久的稳定和秩序”。此说颇为可疑。中国政制历两千两百年，汉，唐，宋、明、清五大朝代即占一千七百年，平均三百年一朝。在这两千两百年间，西方连“文明”都“断裂”了三次。近现代史总共才三百年。仅在这三百年间，大英帝国从骤然崛起已然衰落至无形，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内战后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尚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寿命的一半。欧陆国家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刚打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方六十年有余。更有照抄西制的亚非拉地区深陷社会冲突乃至战祸。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人性如此，是兴衰的缘由。宇宙尚有寿命，何况“国族”？天下大同，兴起“世界政府”，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谈“延寿之方”是科学；谈“跳出”兴衰循环的“根本”途径是神学。
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导致了惨痛的失败。全盘接受“西方民主教”，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政治体制改革”，鼓吹党争，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量，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导致政治倒退(political decay)。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
结论有三条： 第一，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分裂执政党，摧毁行政主导，削弱法治。第三，与新加坡和香港政体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从可持续性上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厉行法治，走群众路线制止腐败，民本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六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党派的“民本政体”？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特异性质大概是迄今最有效的解释。先进的执政集团，绩优选拔制，分工制衡制，皆诞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由、自足、平等的小农家庭构成，没有催生西式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也就没能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称“强权政治”意识。集团利益和基于集团利益的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缺乏支撑。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由家庭企业和国有及社区集体企业构成，也没能催生西式的现代利益集团和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亲民、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当的。
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因。反过来，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笔者称中国当代社会组织模式为“社稷体制”。
“社稷”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较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责任”机制。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所谓“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关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之间离心离德，社稷就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