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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占中国注册企业99%以上，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业化，由村民自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甚至厕所都会十分艰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就是官民合作的产物。
政府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不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却一直在挫折中徘徊。工业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工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的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产牙签。有效率的工业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贯政策；还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这些，中国都做到了。
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崩溃。
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组成人员的选拔方式；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
“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1.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何为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就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而（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义成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独有的官民“责任”关系思想，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权利”的“西方民主主义”有重大不同。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的“党争政治”并没有必然的正当性。党争之“党”，字面“尚黑”。
2. 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度（meritocracy），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的综合政绩考核升迁。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选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保障政府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责任，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这不仅是个古老体制，就“得民心”的评估标准而言较之竞争型选举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当然，绩优选拔制有赖政治集团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绩优制也无从稳定。
3.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国传统。经绩优制选拔出的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皆出于“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作为共和国政治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而是具有以下六大功能的执政集团。（1）通过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来保障稳定进步的政治路线。（2）以统一的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3）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杜绝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4）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辽阔的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旗帜下。（5）凝聚“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6）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发展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一个拥有“先进、无私、团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厉的组织纪律，并严格执行党纪。
如同传统的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腐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强大来自党纪，而纪律涣散导致党的堕落分裂，使中华民族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因此，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其“先锋队”的精英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背离民本主义，贪污腐败。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
4. 中国的民本政治体制还拥有“分工制衡”的复杂防错纠错机制，与西式的“分权制衡”颇为不同。这个机制可粗归为十类：（1）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2）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3）中央与地方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4）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5）民主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度；（6）纪检、监察、法院体系规范官员行为；（7）定期轮换和异地任职的传统制衡制度至今仍在；（8）人大政协信访等机构发挥着监督作用；（9）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和种种“内参”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10）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