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诚然，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与这一规律似乎恰好相反的现象：一个国家科教文化事业不发达时，国民的品德倒还高尚；而当其科教文化事业发达时，国民的品德反而败坏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岂不意味着：科教文化事业越发达，人们的品德便越低劣吗？在卢梭看来，正是如此：“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
卢梭此见的主要依据，真正讲来，无疑是他所谓人类的“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之比较。在他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品德淳朴高尚；他们虽然无知无识，但政治民主清明、财富分配公正平等。反之，生活于文明状态——亦即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的国民品德堕落败坏；他们的科教文化虽然发达，但政治专制腐败、财富分配极端不公正不平等。这一见地大体符合史实。因为确如卢梭所言，在原始社会，人们的品德淳朴高尚，他们无知无识得很，但政治民主清明、财富分配公正平等；反之，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国民品德远远堕落败坏于原始社会，他们的科教文化虽然发达，但政治专制腐败、财富分配极端不公正、不平等。 然而，卢梭却将“在此（科教发达、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之后（品德败坏）”统统当作“因此（科教发达、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之故”，因而误以为：文明社会国民品德败坏的原因是科教发达、政治腐败和分配不公；自然状态人们品德高尚的原因则是科教文化不发达、政治民主清明和财富分配公正。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结尾，卢梭便这样写道：“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的，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就科教文化与国民品德的关系来说，二者便恰成反比例关系变化：科教事业越不发达，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科教事业越发达，人们的品德便越败坏。所以，他通过考察生活于自然状态的野蛮人的品德状态时得出结论说，野蛮人品德高尚的原因在于无知无识：“我们可以说，野蛮人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做恶的，不是智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这些人因对邪恶的无知而得到的好处比那些人因对美德的认识而得到的好处还要大些’。”这是一种双重的错误： 一方面，卢梭不懂得，原始社会人们的品德之所以高尚，完全不是因为科教事业不发达。科教事业不发达只能降低人们的道德认识，只能降低人们品德所由以构成的道德认识因素，从而也就只能降低人们的品德：它怎么可能完善人们的品德呢？原始社会人们的品德之所以高尚，只是因为与科教文化不发达同时并存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政治民主清明和分配公正平等。政治民主清明和分配公正所提高的乃是国民品德的决定性因素：个人道德感情。反之，科教文化的不发达所降低的则是国民品德的非决定性因素：个人道德认识。因此，科教文化落后所导致的国民品德降低，必定远不及政治民主清明和财富分配公正所导致的国民品德的提高：其净余额是提高而不是降低。这就是无知无识的原始社会人们品德反倒高尚的真正原因：政治清明和财富分配公正对于人们品德的提高超过了科教文化落后对人们品德的降低。 另一方面，卢梭不懂得，封建社会国民品德败坏，完全不是因为科教文化事业发达。科教文化事业发达只能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从而只能提高人们的品德：它怎么可能败坏国民的品德呢？封建社会国民品德之所以败坏，只是因为与科教文化进步同时发生的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政治专制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政治专制腐败和经济分配不公所降低的乃是国民品德的决定性因素：个人道德感情。反之，科教文化的进步所提高的则是国民品德的非决定性因素：个人道德认识。因此，科教文化进步所导致的国民品德提高，必定远不及政治专制腐败和经济不公所导致的国民品德的降低：其净余额是降低而不是提高。这就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的“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升起而德行也就消逝”的真正原因：政治专制腐败和经济不公对于国民品德的败坏超过了科教文化对国民品德的提高。可叹卢梭被“国民品德与科教文化发展恰成反比”的假象所惑而未见于此，遂将“在此（科教发达）之后（品德败坏）”当作“因此之故”，于是错误地得出结论说：科教事业越发达，人们的品德便越低劣。殊不知真理恰恰相反：一个国家的科教文化越发达，该国国民普遍的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对诚实守信等道德的普遍的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亦然。那么，一个国家的科教文化发达与否又取决于什么？
一个国家的科教文化发达与否，根本说来，无疑取决于该国是否有思想自由，亦即是否有获得与传达思想之自由，思想自由是科教文化迅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精神财富繁荣兴盛的根本条件，是真理得以诞生的根本条件。思想自由，确如无数先哲所论，是思想和真理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与其成正相关变化：一个社会的言论和出版越自由，它所能得到的真理便越多，它的科学与艺术便越繁荣兴旺，它所获得的精神财富便越先进发达；一个社会的言论和出版越不自由，它所能得到的真理便越少，它的科学与艺术便越萧条荒芜，它所创获的精神财富便越低劣落后。 可见，应该坚持思想自由原则：一个国家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越不自由，该国的科教文化便越不发达，该国国民普遍的认识水平便越低，国民普遍的对诚信等道德的认识水平便越低，国民的品德便越败坏，国民便越趋于欺骗失信，国中诚信之君子、仁人乃至圣人便越稀少；一个国家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越自由，该国的科教文化便越发达，该国国民普遍的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对诚信等道德的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的品德便越高尚，国中诚信之君子、仁人乃至圣人便越多。这岂不意味着：思想自由是培养国民诚信等品德道德认识因素的方法，是提高国民诚信等品德的首要方法？ 德道律：奉行优良道德 一个国家国民诚信等品德高低变化，不仅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快慢、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和政治的清明以及科教文化发达与否，而且——最为直接地——取决于该国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道德优良则品德好而必诚信；道德恶劣则品德坏而必少诚。因为品德亦即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的行为所形成的道德人格，完全是遵守或违背道德的结果；而每个人究竟遵守还是违背道德，无疑直接取决于道德本身的性质，取决于道德本身之优劣：道德越优良，便越易于被人们遵守，人们的品德便越良好而多诚信；道德越恶劣，便越难以被人们遵守，人们的品德便越败坏而多欺诈。那么，究竟为什么道德越优良就越易于被遵守？
原来，道德与法律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或恶；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社会的崩溃和每个人的死亡)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社会的存在发展和每个人利益的增进)，因而是净余额为利的害，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害和恶：道德手段是压抑、限制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道德最终目的是保障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个人利益。 因此，保障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的存在发展，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亦即道德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之比值——便是评价一切道德优劣之终极标准：哪种道德对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少、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保障人际交往的自由和安全的系数最大、使法和政治最优良、最终增进每个人利益最多、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哪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这就是说，不管是哪种道德，不管它如何不理想不漂亮，只要它对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较少，又能够把经济搞上去、能够让文化产业繁荣起来、能够保障人际交往之自由和安全、能够造就优良的法和政治、能够较大限度地增进每个人利益，从而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较大，那么，它就是比较优良的道德。反之，不管它如何理想漂亮，只要它对于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较重，使经济停滞、文化产业萧条、人际交往得不到自由和安全、法和政治恶劣，最终使每个人利益增进较少、从而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较小，那么，它就是比较恶劣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