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综合来看，重化工业对我国能源的消耗强度最大，但其效率贡献份额最低（除农业以外），制约了我国整体能源效率水平的提高。这不仅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不够合理，也反映了我国工业领域能效偏低的事实。
2、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我国的能源消费 根据《2007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国和印度》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再出口数量为400Mtoe（百万吨油当量），约占当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5%；而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能源数量为171Mtoe，相当于中国当年能源需求的10%。中国出口商品包含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1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能源再出口比例分别为6%、7%和10%）。刘强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对中国46种主要的出口贸易产品的出口载能量进行了分析,从分析的结果看,这些产品在出口的过程中带走了大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该研究仅计算了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出口总额仅占中国2005年出口总额的22%。如果扩展到其它贸易品，我国每年由贸易带走的能耗量十分可观。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受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出口贸易产品主要靠较低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总体看还很不合理。我国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尤其是资源性和高载能产品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它们出口的同时相当于直接和间接出口了大量的能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我国的能源安全度。另外，在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中占据很高比例的一些其他大宗贸易类产品，如轻工类产品、机电类产品等虽然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量并不高，但它们的间接载能量并不低。因此，它们所负载的总能量十分巨大，这些产品的出口相当于间接出口了大量的隐性能源，并将大量的碳排放留在了国内。 总之，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中很大一部分能源的消费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能源再出口，等同于欧美日经济用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部分转移到中国。这也反映了全球能源消费地区结构在转移，即欧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比重在上升。 3、价格管制、价格偏低刺激了能源消费 价格管制使能源价格低于合理均衡水平，结果将导致对能源的过渡消耗，并使资源存量下降，降低了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政府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主要能源价格的管制实际上仍然较多。 1993年以后国家逐步放开煤价，到2005年全部放开电煤价格，历时13年。这一时期，电煤仍然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煤炭价格实际上放而未开。受我国煤炭行业的特点和转型期诸多因素的困扰，我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还出现了多次反复，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矛盾目前仍然比较突出。 “十一五”之前，我国经历了三次石油定价机制改革，2007年1月，“原油成本法”正式开始实行，表明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迎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原油成本法”阶段。2008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决定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成品油价格；2009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这些措施符合当前我国国情和石化产业发展实际使得我国石油价格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基本接轨，但没有实现定价机制与国际接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能源供需情况的日趋复杂，现行的“定价机制”依然不能适应我国油品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天然气出厂价的形成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制度，即不反映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由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构成天然气出厂价的定价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天然气价格由于与市场的相关能源价格变化联系不够紧密，不能充分反映替代能源价格水平，向市场传递了错误的经济信号，人为地刺激了对天然气的需求。第二，国家制定的政府指导价历经几年不变，忽视了天然气生产成本递增的规律，最终导致目前的天然气价格与其生产成本完全脱节。
2008年，国内天然气平均出厂价格只有0.93元/立方米，仅相当于原油价格的18%左右，天然气价格严重偏低。第三，科学合理的确定成本加成率，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尚待解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传统的、以成本加成为基础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天然气行业发展状况，定价机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上述管制压低了我国能源产品的价格，不仅低于国际水平，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我国的资源稀缺程度、社会环境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偏低是我国能源消耗、尤其是重化工业能源消耗的重要原因。 4、社会性管制缺失也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和价格，刺激了能源消费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能源产品的价格等于其总边际成本。但能源产品生产过程会形成负外部成本，包括负代际外部性成本和环境成本。所以，能源产品的边际成本（MC）与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只包括一种边际成本，即边际生产成本（MPC）；而资源产品的边际成本由三部分组成，即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UC），边际环境成本（MEC）。 为了让能源产品价格能真实地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许多国家都采取社会性管制的措施，如征收相当于边际使用者成本的资源使用费，制定生产安全标准、污染排放标准并加强监管等，让企业生产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在我国，由于法律不完善和政府执法不严，社会性管制严重缺失，很多能源企业在安全、环保等方面节省投资，使能源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大大降低，产量高于社会最优的合理水平，加速了资源的消耗。 五、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十二五”期间节能降碳形势仍不容乐观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 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C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受到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根据经验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它假定，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恶化；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环境质量的恶化或污染水平的加剧速度开始保持平稳；进而随着国民收入的继续增加而逐渐好转，即环境污染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变动趋势间呈现倒“U”型关系。
本文用1978年价的人均GDP数据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数据，拟合了1978-200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图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加，目前还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上升阶段，拐点还没有出现。而且，从趋势看，如果没有环境政策的干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太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下降。 2、“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可能保持较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