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秦姗 在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最高级别的研讨会上，经常能看到郑国汉的身影。在这些场合，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郑国汉往往是前汇金总经理谢平、央行副行长朱民这些金融高官的对话嘉宾。 郑国汉曾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十多年。回香港后，也曾在不同的机构担任顾问，学术背景和身处香港所带来的特殊视角，让郑国汉能为内地的学界和决策层提供差异化的观点。 不久前，郑国汉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就人民币升值问题，中美贸易、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一些人担心，中国在美国压力下将人民币升值，将重演当年日元升值的教训，但在郑国汉看来，中日两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并不能进行这样的简单类比。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有人认为需要借鉴日本的教训。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汇价从1美元兑200多日元升至80日元水平，日本因此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您认为这个类比有实际意义吗? 郑国汉：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但是日本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当时赚了钱却很少消费进口产品，日元都在追逐资产，抬高价格。汇率一定是和宏观政策紧密相关的，现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加息，都是必要的政策调控手段。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有效抑制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是当务之急。 美国人计算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20%-40%。但我看不到在一两年内，人民币汇率能有这么大的变动，不可能。 不久前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中哪一项会对中美贸易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相对于美方，中方让步非常大，您怎么看?
郑国汉：中方的让步，第一是政府采购。第二是市场的进入。美国答应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地位方便美国决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没有倾销，美国有了一个灵活度，可以不用中国的成本去计算中国有没有倾销，这给美国在政策方面多一个支撑点，但是我觉得中国也可以用其它报复的方法，以牙还牙，所以我认为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不是很重要。 第二个是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是重弹旧调，中国从来没说过不保护知识产权。但这里真有一个矛盾，不容易解决，就是怎么在知识产权方面扶持中国的企业。落后者没有政策倾斜的保护支持，成功机会不大，但是倾斜又回到一个不公平对待。 至于美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假如没有很重大的军事应用，美国人没有理由不放?尤其它现在家当不是那么多，需要卖一些能卖的东西。但是假如跟军事关系密切，美国人不会傻到出口赚你两个亿，然后自己再在国防方面多付十个亿，去平衡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 所以无论什么协议，一方面文字是一个层次，还有一个是精神层次，就是互利，法律最后是必须保护各自的利益，不可能签傻瓜协议，然后永远执行下去。 上海一直在致力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会对香港的地位产生冲击吗? 郑国汉：虽然上海目前和香港差距还很大，但是中央政府将它定位为中国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让香港人很害怕，因为中央政府真正决心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功。香港人认识到如果不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前景不妙。但从另外角度说，上海和香港难道不能分工合作，共享国际金融中心的好处吗?上海能否变成真正的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上海面临的是这些宏观政策的障碍。最后，除了上海，天津不是也提出要搞国际金融中心吗，如何在这几个城市之间取舍平衡，这或许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