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已经结束，美国也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按理说，全球经济复苏应该是十拿九稳了。但现实却恰好相反。就像二战中那架虚构的飞机一样，全球经济正挣扎着前行，只有靠祈祷来渡过难关，尤其是由于全球各债务国和债权国无法就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达成共识。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仍脆弱得不堪一击。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加之欧洲银行再次出现融资困难，让危机进入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阶段。换个比方说，目前政策制定者的弹药库里已经没有多少武器了。正如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所指出的，希腊突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未来的新危机中，那些债台高筑的政府可能没办法扮演救助银行的最后买家。BIS补充道，如果政府债务本身都卖不出去，未来对银行业体系的一切纾困就都只能依赖外部援助。但从哪里获得援助呢？ 当然不会是德国。在批准了对南欧7500亿欧元（合9140亿美元）的“震慑与威吓”救助方案之后，德国纳税人已耐心全无。无论安格拉8226;默克尔(Angela Merkel)麻烦缠身的联合政府变成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德国的政策制定者都不会有什么出台进一步财政刺激措施的愿望。由于这些决策者似乎认为德国能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同时还要求其贸易伙伴实行财政紧缩，欧元区的预后似乎不容乐观。上世纪30年代的正统金融理论带着汹汹气势卷土重来。 BIS描绘的银行体系前景同样令人不安。尽管银行已恢复盈利，资本充足率也有所提高，但注入银行的新资本并没有完全弥补危机期间披露的损失。银行利润过度依赖来自固定收益和外汇交易的低质收入，而在欧洲，人们仍不能肯定，与危机相关的损失是否全部清点完毕。此外，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也并非希腊独有。 即使没有日渐迫近的巴塞尔协议III (Basel III)体系提高资本监管要求的前景，欧洲银行体系也需要更多资本。然而，从主权财富基金到传统机构，有太多投资者将新资本预支给会甘愿为这些不可靠前景筹措更多资金的银行而吃到了苦头。财政吃紧的政府也不愿将更多的钱投入这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瘟疫区。 不幸的事实是，全球经济仍任由银行家摆布。目前，美国和欧洲正在推行种种有价值的改革，并非所有的改革都与危机的起因有关，也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进行过尝试和检验。此外，决策者显然未能估量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因强制联姻和纾困而变得更加集中的市场中过于重要而不能倒的银行。新的监管框架很可能会过分依赖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比率的严格程度以及实行更严格比率的期限，仍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银行将继续展开游说，以弱化加强监管的整个议程。 那么我们现况如何？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不安的全球试验之中。那些世界上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国不愿转向消费型经济，意味着赤字国无法在不影响全球需求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健康。在20国集团内部，美国与其它国家在财政管理方面的分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继续为全球经济带来一定的刺激，但代价是持续的全球失衡和潜在的汇率动荡。
美元作为全球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无可争议。但弗朗西斯8226;沃诺克(Francis Warnock)在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面临着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8226;特里芬(Robert Triffin) 1961年首次提出的“特里芬难题”。*要为全球提供无风险资产，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就不得不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在此过程中，这个国家对他国的负债会越来越重，直到无风险资产不再没有风险。 特里芬悖论的最终结果是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临界时刻何时到来根本无法预测。正如我两周前在本专栏中所言，鉴于目前没有其它货币可以替代美元，这一刻的到来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一全球性试验高风险的本质，投资者总体风险偏好仍相当坚挺的事实令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