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恐怕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组织，党政军企合一，200多万人口大多生活在大漠边缘，戈壁深处，多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各种途径由内地迁徙而来的汉族人，在此屯垦戍边。兵团不仅有自己的各级组织，更有专门的法院、检察院等各类司法机构。
兵团法院作为全国33个高级人民法院之一，不仅承担着日常诉讼，还需要面对民族问题、边境犯罪等敏感诉讼，其下属的各级人民法院，与兵团的农牧团场一样，多分布在广袤的边境线上，特殊的司法环境让这里的司法实践，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与内地各法院相比，其司法形态也确实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近日，记者在乌鲁木齐访问了该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建东。这个当过农工、开过拖拉机，从司务长、副连长、指导员、一直做到团政委的法院院长，对中国司法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不是你的，不要“争管辖” 《南风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兵团很特殊，兵团法院从以前的军事法庭演变而来，更加神秘，到今天，它与军事法庭、一般高院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赵建东：兵团是个党政军企合一，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为一体的特殊组织。在这个特殊的体制下，法院的体制也比较特殊，1954年10月，成立军法处，当时军法处的规格很高，到了1956年8月又成立军事法院，军事法院是专门的法院；一直到1983年兵团恢复公检法司，专门法院改为普通法院，从这个时候起，其实审理的案件种类已经有别于军事法院，但是，我们的法律地位还是很模糊的，当时公安到内地去办案的时候，印章上是五角星，不是国徽，拿上去都不承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8年全国人大把兵团的法律地位明确下来。到了2005年，最高院把兵团管理的辖区明确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区、管理区、工作区。 除了管辖权之外，另一个区别就是死刑二审这项审判职能没有赋予我们，这类案件，一审基本上在我们中院，二审在自治区高院，然后报最高院复核。 《南风窗》：在管辖权问题上，现在与地方法院以及军事法院还会有冲突吗？ 赵建东：军事法院相对来说管辖就是在军队系统，军队以外的都管不了，比如说新疆军区的中院只能管部队系统的案件，系统以外的都是自治区和我们、还有铁路。 从政策上来说，2005年明确了“三区”之后，就没什么冲突了，现在兵团管辖7.2万平方公里，14个师、175个农牧团场。过去，很多案子喜欢“争管辖”，主要是因为经费不够，为了弥补经费，有些案子明明是地方的，非要拿到我们这里来办。所以，才有了明确的“三区”，我现在要求兵团各级法院，不是你的就不要接这个案子，接了之后违反管辖，实际上就是违法审判。 《南风窗》：如果在“三区”范围内，兵团各个师、团场、企业与地方上的老百姓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家或许会担心，兵团法院能不能做到公平审判？ 赵建东：其实这还是管辖权的问题，我知道在全国很多地方法院系统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最近我们石河子有一家棉纺企业跟华西村的一家公司有纠纷，也是说我们要在石河子中院打一审，他的企业负责人是石河子人大代表，有他的政治资源，认为自己有优势，这种心态在很多企业家那似乎都有，你看好多企业为什么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旦有纠纷的时候，你双规他的时候还要通过人大、通过政协，还不能去查封人家，不能直接去把人家带走。 这个案子，我们最后确认是原告就被告，应该回到内地去打，所以说管辖权很重要，明确这个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南风窗》：兵团各个团场都处在边境线上，涵盖的区域非常广大，那么相应的司法机构是怎么配置的呢？
赵建东：现在法院这一块，整个兵团总共包括一个高院、13个中院、29个垦区院，35个法庭。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流动法庭和巡回法庭，新疆5600公里的边防线，我们58个边境团场就守了2019公里，团场都是山边、国边、沙漠边，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地方。 在地方上，每个县都有法院，但我们并不是每个团都有法院的，而是一个垦区才设置一个，这是兵团的特点，但因为分布太散了，必须有流动法庭才能满足老百姓需要。 《南风窗》：这样的分布特点会给办案带来什么困难吗？ 赵建东：垦区院属于基层法院，很多案子，一审在垦区院打完之后，二审要到它所属的中院，往返往往要上千公里，一个案子跑上几趟，不仅当事人打官司成本高，我们办案的成本也太高。 比如说过去有的案子要到乌鲁木齐来，坐大巴来回也得一两百块钱，再加上吃、住，冬天冻着了、夏天晒着了。过去审案，我们也是像课堂里教的那样，习惯于坐堂问案，从来都是不出法庭的。 现在我们要求法官主动带案下去，下去之后重点工作是调解，讲清楚打官司要承担风险的，很多人仔细想想，最后就互相让一让，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中少诉多调的思想还是很浓厚的，再加上兵团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少案子一调就成了。我们有一个法官叫陈娜，她2008年办了516件案件，其中最多的一天调解了23件，成功率很高，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简易一点，办得越多，反而没有投诉案、没有瑕疵案，没有上访案。 《南风窗》：这样调解的多了，长期下去，人们的法律意识会不会变得淡薄了？ 赵建东：兵团这么大的地方，很多当事人为了一个小案子要来乌鲁木齐，千里迢迢来一趟花不少钱，一年来几趟，到处找便宜的地方，吃的、住的。有些人卷了个铺盖卷，大夏天、冬天都在这个楼底下，看着也很可怜，你单单讲法律第一，那也是不够的。 所以说就在当地，减少累诉多好，一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教育法官把当事人当成你的父母，当成你的兄弟姐妹，这样你的心态就调好了，法院都是面对着活生生的人，又不能发火。国外哪有涉诉信访？国外的法律不一样，国外的法官见了是高山仰止，总统见了都羡慕他，所以说我们的法官不容易，案件办得少了也不行，案件办不好也不行。
《南风窗》：我知道，您之前还当过兵团司法局局长，在这些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普法工作是怎么展开的，人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会不会跟内地有差距呢？ 赵建东：其实，不要看兵团地处偏远，但兵团职工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17.5万官兵有就地转业的、上海来的10万知青，还有当时来当兵的志愿者等等，应该说在几十年前就是高素质的一代人。 兵团没有人大和政协，但是各项法律制度、法律意识都并不比内地差，我们的普法工作已经进行了25年了，你看现在为什么案件增多了，就是因为法律意识强了，新的诉讼案件民告官过去很少的，现在也开始多起来了，这都说明我们的法治进程在往前推进。 清理积案，不能搞数字游戏 《南风窗》：过去一年多，全国法院系统一直在搞清理积案大行动，这项工作推行起来难度大吗？ 赵建东：全国是从前年年底开始，我们是从前年的7月11日就开始了，我一直认为，不能为“清积”而“清积”，我们只为取信于民，还老百姓的法律白条，提高公信力而清积，要为“清积”而“清积”最后就搞文字游戏了，比如，你把一中院的30件案件转到二中院去，我们没有积案了，二中院一接就是新收案件了，有些法院都在玩这个东西，没意思。 1992年以来多少年了，有些都是历史老案，60年代的案件都有，几十年不停地上访。当然，兵团案子没有地方一个省那么多，我们现在总共统计出来6876件积案，主要是执行难的问题，分有财产和无财产的，有财产的必须百分之百执行，最高院检查的时候，我们两次在全国排了第一。到现在搞了一年多，一共还有20件无财产的可供执行的积案没有执结。 《南风窗》：涉诉信访也是全国法院系统的一个大难题，兵团这边涉诉信访主要是哪个方面？在内地比如征地纠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兵团有什么特点吗？ 赵建东：兵团的婚姻纠纷比较多，婚姻纠纷一般占的比例大一点；再一个就是劳动争议，另外就是合同纠纷，主要是关于团场承包方面产生的经济纠纷多一些。 《南风窗》：涉及少数民族的案子多吗？在新疆民族团结是个大问题，从司法上是不是也有维护民族团结的特殊方式？ 赵建东：我们兵团人口少，258万人，少数民族也少，就30万，这样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案件就少。少数民族案子多的是农三师，少数民族法官也就是36个人，有些案件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一般都是在三师，喀什那边。一般来说，这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即使是跑到兵团辖区被抓了之后，也是要交还原来地区的，谁的案子就交给那个地区审，去年的“78226;5”事件之后，也有一些嫌疑犯跑到兵团辖区被抓的，只是由于自治区法院的案子太多，忙不过来，我们抓的就按照属地原则，我们来审。 关于我们兵团的干警、法官民族团结搞得还是比较和谐、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缺民族法官、缺翻译，所以说要懂双语，如果要翻译，很麻烦。当然最高院很支持，翻译、培训，我们平时也是在这方面下功夫。 “法院院长不好当” 《南风窗》：司法腐败是近年来政法系统为人瞩目的一个顽疾，作为一名法院院长，您觉得法官腐败容易吗？ 赵建东：去年1月份最高院公布了“五个严禁”的规定，到现在一年多了，全国33家高院只有我们和西藏高院是没有投诉的，这个不容易。其实，现在法官压力也很大，我在团委干了8年，团委一没有钱、二没有权，没有权好啊，谁也不得罪，天天干活，司法局也没什么权，法院院长的权很大，但是这个权力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好用的。像过去吃了原告吃被告，现在看看我们的法规，你敢吃吗？拿人家的手短，双方当事人都吃了，你能把这个案子摆平，那就怪了，对不对？ 我到法院工作以后，压力比以前大多了，就如同走钢丝，如履薄冰，整天害怕案子出事儿。尤其是现在的司法环境，咱们中国的人情社会，有些案子还没有立，条子就批进来，电话就打进来。案子办完之后，还要面临当事人的评价、党政的评价、人大政协的评价、媒体的评价。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在法院工作，法院的权力是法官的，责任是法院的，压力是院长的，评价是社会的。 《南风窗》：兵团法院系统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吗？ 赵建东：作为边远地区的法院而言，最大的困难一是办案成本高，再一个就是缺法官，相对来说，人少案多，优秀的法官流失严重，兵团法院、监狱这些机构大都设在沙漠边缘，生活条件太艰苦，在这些边境团场，法官自身的离婚率都很高。 这么多年来，在各地的援疆工作中，司法系统也都是有援助的，但其实，与物质设备援助相比，更需要智慧援助，顶级专家、教授的巡回授课，对法官的业务培训，与内地发达地区的法官交流，这些是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