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你的江南三部曲《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是怎么来的？
张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话，他说，离去和流浪都是归家的一种方式。一个人无论离母语的环境、童年的记忆有多远，写作的过程，就是回家的一种方式。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无论我走得多么远，这种童年的记忆，母语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没法从我的个人经验里剥离的。这块我一定要处理它，我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是家族历史长期的沉淀，从童年积累的很多灵感爆发，还有对家族经历的回望。 记者:你在小说里经常把你的家族作为背景？ 张翎:我有一本书叫《雁过藻溪》，讲的就是我母亲这边家族的故事，那是温州一个读书的家族。这个家族不断地迁移，一步一步从乡村到城市。我外公是浙江省化的总工程师，研究明矾石的专家。他后来成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文革”后当过当地政协主席。我母亲在藻溪出生的，我母亲有十个兄弟姐妹，我表弟表妹非常多，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是一个革命的家族。外祖父家当年其实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听我父亲讲，我亲奶奶就是为了掩护任弼时的侄女在我们家生孩子，染上肺病死的。革命成功以后，介绍我爷爷入党的那两个介绍人牺牲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解放后不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结果就封他一个“爱国民主党派”，当时把他气疯了。 “文革”的时候，他就在市区贴了一张大字报，后来我父亲就带着他去自首，他马上被抓起来，先是死刑，缓期执行，后来因为当时的市委书记保他，改判了无期徒刑。75岁入狱，入狱之后没多久就死了。我们家的噩运就从那一刻开始了，然后整个家族的人都受到了政治冲击，工作和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记者: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吧。 张翎:我高中念了几天就停学了，然后就在厂里做工人。“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一心想考中文系，为了当作家。父母亲因为家里的遭遇，坚决不让我学中文，一心一意地要我学医。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我学外文。 我上复旦大学的时候，在外文系是非常不安分，一心关注中文系的事。那时候卢新华发作品，我很激动很羡慕他。一直到大二，语言关过了之后，我们开始学西方文学原著，我突然感觉心沉下来了，一下子发现这个文学世界跟当时的中国文学世界不一样，一扇门通向另一扇门，世界一下子真大，越读越是给震傻了。我觉得自己太自满了，就定下心来读书了。 那个时候我比较张扬的，留长发，谈恋爱，说话比较冲，得罪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这些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我们的指导老师，在暗地里整我，叫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签上名，说我这个人是如何如何道德上不好的一个人，还派了一个工作队到温州调查我。我在复旦考研究生，第二志愿报的是华师大，当时我报考的教授对我的英文非常赏识，结果复旦追了一封信过去说:“此生道德品质有问题，不宜录取。” 就因为留个长发，学校还派工作队到我家来了解情况，后来我被整得非常惨，我毕业的时候，留校读研究生资格被取消，非常惨地被踢出校门。当时我所有的同学去的都是外交部、社科院、新华社，最差的是分配在复旦留校教公共外语，而我被分配到北京规划设计院的煤炭部做一个科技翻译。当时，我特别失落。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江南度过，一下子到了北方，给了我一种无可言状的震撼，北方的博大和包容给我生命很大的震撼，给我的写作、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后来的《余震》、《向北方》这些作品，都是从北京的生活经历中来的。
记者:怎么去的加拿大？ 张翎:我到北京工作了3年就出国了。到北京工作第二年单位就派我出国，在国外呆了6个月，我眼界开阔了很多。回来之后，我母亲一再说你要出去，我后来就试试看，一申请就录取了，说给你全额的奖学金，路费报销一半。 我当时拿到签证拿到飞机票，回到家里，我就想我妈跟我说一句，你真不想去就不去了。因为当时我非常的恐惧，我不是那种很能闯的人。我妈一句也没说，一定要走。当时中国普遍生活还很贫困，居住在三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面，厕所是在门外，半夜起来上厕所要披上军大衣走的，星期天回来晚一点就没有饭吃的，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的，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到了国外，每天有热水，就很感恩了。 记者:为什么去读听力硕士？ 张翎:混饭吃。因为英美文学硕士基本上是没有饭吃的，除非我再念博士生，然后留下来任教。我需要挣钱，我必须要养活自己。现在回过头一看，我就觉得我当时的选择很清晰，我就是想找一个职业，我既不讨厌，也不酷爱。酷爱不行，它要跟我的写作打架；讨厌也不行，一个人要靠这个为生。我选择了一个职业，第一要跟人打交道，第二不是特别的艰难，不需要加班，但是我又不是很讨厌。就选了这个听力康复师。从谋生的角度讲，再也没有比我这份职业更加好的了。我的钱挣得太容易了，我脑子基本不动，把它省下来全部用在我的写作上。
记者:有报道说你是大难不死的作家，怎么回事？ 张翎:很不幸，我刚坐下来写第一部小说《望月》的时候，就被查出得了癌症:恶性黑色素瘤，这种瘤的转移不向器官转移，向血液转移。当时腿上长了一颗痣。我一点都没有管它，后来觉得有点痒，过几天长大了，我就去看医生想把它切除了，加拿大是全民保险，排期排得很远，切完了我就没有再去想它。过了两个星期，医院打电话来，说切片报告不好，瘤是第二期，挺深的。 当时我父母亲还住在我家，我只能偷偷地跑到外面，哭完了再回家。然后就进行第二次手术，切得非常地顺利。医生跟我说，因为它长得比较深，有可能随着血液转移，但活5年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坐在那里就傻了，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刚刚读完书，静下来，正想做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突然就这样了。 那时候我就跟每个人道别，回中国去了。但奇迹发生了，我身上的瘤没有转移，动了手术，还活了这么多年。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每一天都是捡来的。当时我以为《望月》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当时文坛谁也不认识，我给这投稿也不要，给那投稿也不灵。后来就找到了袁敏，《东海》文学杂志的编辑，我们十几岁认识的。我第一篇化成铅字的《雷锋颂》就是袁敏发的。那时候，袁敏刚进作家出版社，然后《望月》成为她手头出的第一批书之一。 有过癌症的经历以后，我的人生观也变了，对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觉得都很幸运。包括现在的成名，获奖，出版，我觉得不给我是应该的，给我都是意外，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海外文学扩大了文学版图 记者:怎么看待文学里头的移民作家热？奈保尔、帕慕克、卡勒德·胡赛尼、哈金都是在异域写本土故事。 张翎:像他们开玩笑说，海外女作家三驾马车:虹影、我、严歌苓。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没有孩子，都不会开车，结果坏事了，我这么一说，她们就都有孩子了，这两个人，一个领了一个，一个生了一个。昨天，我是和严歌苓从广州分手来的。我说，歌苓你要再学会开车，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法活了，我一直告诉别人我不开车的原因是严歌苓也不开。她还不开，所以我很开心。 现在的作家不太好归类，他的个体经验不能典型化，一个人一个潮流。我觉得不同的声音都在壮大一种版图。这种不同的声音，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类人，包括美国的那些国家奖，像写《灿烂千阳》、《追风筝的人》的，还有写《安吉拉的骨灰》的，这些人都是移民背景的，但是他们都在写故土的事。很奇怪，都不写美国的事。我觉得那种杂音使得世界文学的版图大了。中国文学很长时间是有一个套路在那里的，先是什么什么主义，后来开始现代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跟着一个路子。现在谁也不跟谁了，一个人一个套了。我总觉得杂乱是件好事，把这个版图扩大了。因为国内的文坛蛮排斥海外作家的，这两年似乎一下子情形有所改变，海外军团就集军一起，严歌苓现在在国内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记者:你比很多作家幸运，没有太早地写小说，而外语又向你敞开了另一扇大门，英美文学里谁对你有影响？ 张翎:我想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整体对我的影响很大，再早一点，就像勃朗蒂姐妹，简·奥斯汀等人对我的影响都大。我觉得好的方面是，就像你说的，我有一个很正规的经典的文学教育。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形式上不够创新，始终受那种比较古典的正统的英美文学的作品叙述方式的影响。我几乎很少在风格上有所实验。 记者:你现在写作是一个什么状态？ 张翎:应该说，我写作的时间，非常非常地少。除了8个小时工作之外，回家，剩下的业余时间，旅游一块，阅读一块，朋友一块，教会一块(我是基督徒)，然后家庭一块，然后切下那小小的一块蛋糕是写书的。一个星期七天里有三个晚上给我认认真真地写，那个星期就算是很周正的了。 我写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就是人家说的那种瓶颈什么的，这种状态我都没有出现过。我写得一点都不苦，不是那种拧出来的，挤出来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种状况发生，到那个状况我就不写了，我不想把自己写成那样，干。 记者:下一部是什么题材？ 张翎:我在想。想写远征军的题材，也想写华侨农场史，也想写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