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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又是一个清晨，沈多文（化名）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看着零乱的桌面，窗外是一年四季的绿色，他有点不舍，在深圳呆了十多年，就要离开了。虽然年初时就已被告知，富士康将大面积撤离深圳，搬往内地，但他没想到这么快。频繁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显然让这一计划提前了很多。“6月底必须彻底搬离深圳。”这是沈多文所在事业群接到的最新指令。 富士康深圳工厂的其他事业群也在做着同样的搬迁工作。沈多文说，“深圳工厂将来只用来为苹果公司等高利润产品做代工，其他事业群都将搬到内地工厂，比如做手机的工厂会搬到廊坊，也有搬到天津的。富士康将重新在内地招工，而深圳大部分员工将被解散。”目前，富士康在北京、广西、山西、河北、天津、江苏、重庆等地建有数十处工厂，这些工厂的设立初衷十分简单，就是降低成本。搬迁，成为富士康解决“员工跳楼”事件最后的杀手锏。 6月8日，富士康集团的创始人郭台铭出席台湾母公司鸿海集团的股东大会，自称“背了12个十字架”的他表示，富士康已经停止向跳楼员工发放抚恤金，并且强调公司本身并没有责任，“我们准备要把宿舍还给社会，让政府去接管运作。把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还给当地政府。” 针对此前富士康给内地一线员工涨薪30%，以及从10月1日起通过业绩考核的一线员工、线长、组长涨薪至2000元的新政策，鸿海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富士康国际董事长陈伟良的解释是：与客户进行的价格谈判将在下一个季度内完成，公司将力求把“尽可能多的”增加的成本转移给客户。有传闻称，在“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中被牵连的苹果公司（舆论指责苹果公司用“血汗工厂”代工）已经答应，将产品代工费上调2%。 但是在富士康集团工作了10多年的沈多文对此不太相信：“原材料涨价了，客户会考虑适当地涨点价。没听说过，你的劳动力成本涨价了，客户还要给你涨价。这是管理的问题，客户会重新衡量你的价值！”很显然，相比较而言，向内地搬迁更加符合富士康的运作模式。 富士康真相 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的围墙外，绿荫如盖，一排挺拔的大树环厂而立。沈多文每天从这里走过，都会感慨时间的流逝和富士康惊人的成长。 1974年在台湾成立的鸿海集团，1988年来深圳建厂，取名“富士康”。沈多文刚来富士康时，厂里只有几千人。当时的他渴望朝气蓬勃的企业氛围，富士康确实给了他惊喜，他在这里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升迁，还亲眼目睹自己所在的深圳工厂从几千人膨胀到20多万人，今天富士康在全国更是有多达80万的员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的2009年总收入已经高达1.96万亿元新台币（约4300亿元人民币）。 在沈多文的眼里，富士康就像一个张着大嘴的机器，无论有多大的订单，都可以被这个巨无霸吞噬掉，然后从另一个出口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交付产品。支撑这个庞大机器运转的关键就在于急速膨胀的员工。来富士康的头几年，正是其快速发展的时期，沈多文对这个企业充满了崇敬，有段时间甚至每看见一个朋友就送一本富士康的书，那时他更愿意把工作压力在内心深处化解成一种磨练。但这两年他不再乐观，开始焦虑富士康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以生产连接器起家，后进入模具、机壳制造、准系统，最后完成全部逆向整合，实现计算机整机组装。到这一步，鸿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代工厂。此时只要品牌厂家提出要求，富士康便可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整机产品的生产。这种运作模式并不复杂，中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是如此运作，这也是产业链细分的一种必然趋势。按照富士康的对外说法：“我们完全是受客户所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