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基因棉能抵抗棉铃虫，但盲蝽象悄然上位 □ 记者 王强 它身长1.5厘米左右，由于高度色盲，只能靠嗅觉高度灵敏的两支触角感知外部世界和寻找食物。它害怕阳光，喜欢昼伏夜出，在阴凉月色下开始工作，把针刺式的吸食器刺进棉花的嫩叶、幼芽或者花蕾，贪婪地畅饮。 每年5月，华北的棉花开始进入生长期，当温度达到15℃以上、湿度高于60%，盲蝽象的虫卵开始孵化。5月中下旬，棉花枝叶开始伸展，盲蝽象也长大了。自从1997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Bt抗虫棉，这种半翅目小虫占据了棉铃虫的生态位，成为中国棉田最主要的病虫害。 5月14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孔明带领的一个团队的论文——《Bt棉花种植对盲蝽象种群区域性灾变影响机制》。 吴孔明等人的研究表明，Bt棉花大面积种植有效控制了二代棉铃虫的危害，棉田化学农药使用量显著降低，但也给盲蝽象这一重要害虫的种群增长提供了场所，导致其在棉田暴发成灾，并随着种群生态叠加效应衍生，而成为区域性多种作物的主要害虫。 对于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不论是转基因技术的坚决反对者，还是转基因技术的拥趸们，都给予了认可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全球首个涉及多种农作物、大时间尺度的有关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生态影响评价研究。 棉铃虫走了 吴孔明研究棉花害虫已经20多年了，在转基因抗虫棉广泛种植之前，他们的工作主要针对的是红蜘蛛和棉铃虫等的防治。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由于长期通过喷洒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对付棉铃虫，使得喜欢钻吃棉桃的这种害虫产生了可怕的抗药性，棉铃虫在中国大面积爆发。在吴孔明的记忆里，1992年是一个顶峰，华北地区棉花减产超过30%，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 正当中国为棉铃虫头疼不已时，国内外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转基因技术，希望通过将一种苏云金杆菌（简称Bt）微生物的基因植入植物，使作物对棉铃虫具有天然的抗虫性。1996年，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Bt棉，这种转基因作物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虫性状，农药的使用量大幅度下降。 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Bt棉。到2000年，中国棉花主产区之一的华北各省已经基本普及种植Bt棉。2007年，中国有380万公顷Bt棉田，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 也就是从1997年开始，吴孔明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一项跟踪研究，即转基因Bt棉在中国商业化种植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范围涵盖到华北1000多万户棉农常年种植的300万公顷棉田和2600万公顷其他寄主作物。 2008年9月，吴孔明等人在田间模拟研究和分析1997—2007年间中国北方六省Bt棉的农业数据基础上，第一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而且是封面文章的显著位置。中国植保学家们经过10年对于棉铃虫种群地位演化与Bt棉花的关系的研究，阐明了Bt棉花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破坏了棉铃虫在华北地区季节性多寄主转换的食物链，压缩了棉铃虫的生态位，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铃虫在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作物田的发生与危害。该成果为解释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靶标害虫种群演化的调控机理和棉铃虫的可持续控制奠定了基础。 但吴孔明等人当时也谨慎地指出，转基因Bt棉虽然带来了一种控制病虫害的新思路和新工具，但目前还不清楚其对生态和经济的长期广泛影响。 盲蝽象上位 在这项漫长的跟踪研究里，也包含着一项对棉田次生害虫的监测。 “棉田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活在其中的害虫就有300多种，不同的种植模式下，不同的生物会演化成为主要害虫。”吴孔明说，“我们的关键研究之一就是要观测在转基因Bt棉商业化种植后，谁会补上棉铃虫的生态位，成为主要害虫。” 在长期的耐心监测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叫盲蝽象的害虫正悄然上位。吴孔明介绍，盲蝽象这种杂食性害虫在中国的棉田里一直属于次要害虫，以前喷洒农药在杀死棉铃虫的同时，顺便也就干掉了盲蝽象，基本无需专门防治。 但随着Bt棉花的大面积种植，用药量下降了30%—40%，而Bt棉花只对标靶害虫棉铃虫等鳞翅目生物有防治效果，对半翅目的非标靶害虫盲蝽象不具防治意义。根据1997—2008年吴孔明等对华北六省38个观察点的监测，棉田盲蝽象的发生数量随着Bt棉花种植比率的提高呈显著上升趋势。他们对华北地区77个观测点的棉花、枣树、苹果、梨树、桃树和葡萄等作物上盲蝽象危害程度的监测也显示了同样的结论。 “我们发现，自1997年以来它们的数量增加了12倍。现在盲蝽象成了北方地区的主要害虫。”吴孔明说，如果不加控制，盲蝽象将成为另一个“棉铃虫”，危及整个棉花种植产业甚至国家经济。 而自从Bt棉花在中国商业化种植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也一直在就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对次要害虫和农药施用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该中心主任黄季和研究员胡瑞法从1999年开始对华北等棉区的Bt棉生产开展跟踪调查，他们的研究也显示，农民种植Bt棉花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大量减少农药施用量。而来自河南和河北的棉农向他们反映，盲蝽象确实上升为主要害虫，严重程度从2002年以前的“轻度”发展到2004年的“重度”。但他们在2007年发表的公开论文上认为，现在的证据表明次要害虫数量上升的原因除与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农民农药施量减少有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与气温和降雨有直接关系。 吴孔明的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网站上发表后，一直对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持反对态度的绿色和平组织随后对该研究论文进行了解读，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称：“此项研究再一次有力地证实转基因作物存在着严重的长期安全性问题，为中国目前对转基因水稻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外的实际案例都不止一次地表明：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对农药的使用不减反升，生产成本投入比普通棉农增加了3倍，但收入反而低了8%。设想，一旦13亿人的主粮都遭受次生害虫的侵袭，这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的威胁。” 今年2月，绿色和平（中国）曾发布了一份名为《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的调查报告，5月份，绿色和平将上述最新的解读加入了这份报告中。该报告指出，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次生害虫频发，并日渐成为主要害虫，致使农药施用量大增，生产成本加大。 转基因之祸？ 套用一句时下最流行的卡佛式的语句：当我们在谈论转基因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直以来，农民们希望这种技术能带来更高的产量、更少的病虫害以及更低的种植成本，绿色和平等环境主义者对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持猛烈的批评和怀疑，而转基因技术的拥趸和跨国公司们一直在努力证明这种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景。 棉田次生病虫害的问题，转基因是罪魁祸首吗？ 在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结论情况下，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技术起码是嫌犯。方立锋和他的同事们翻译了绿色和平大量的国际研究案例，也曾在去年到江苏省爆发黄萎病的转基因棉田里去调查。他们据此认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2009年江苏省的棉花种植受病虫害影响损失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减产绝收。当年中国棉花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均减幅超过10%，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棉花可能是原因之一。 方立锋还告诉《商务周刊》，两年前，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科学家历时7年对481户中国棉农的调查发现，转基因棉花的长期经济效益不佳。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但情况从第4年开始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间接纵容了盲蝽象等其他害虫。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开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净收入大幅下降。 记者采访得知，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的中国科学家就是胡瑞法。但胡瑞法显然对绿色和平列举的这个例子不满，他告诉《商务周刊》，确实与康奈尔大学在2004年有过合作，当时的调查由他带队组织实施的，调查数据他们录入后分别由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康奈尔大学分析，但显然康奈尔大学错误使用了或者有选择性地使用了他提供的数据，得出了上述结果。 “我们的数据不可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盲蝽象上升确实是一个客观问题，但它并不足以抵消棉农因种植抗虫棉带来的效益，直到今天，农民种植成本比种植Bt棉花前还是下降的，这是我们的结论。”胡瑞法说，期间他们也曾一再与康奈尔大学交涉，但对方并没有理会。 吴孔明显然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工作与转基因过多联系起来。他对《商务周刊》说：“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在植物保护和病虫害防治上，只是由于传统的棉田越来越多变成了转基因棉田，我们才与转基因有了关系，但我们是纯粹独立的国家公益性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是为我国棉花害虫防治服务的。” 吴孔明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其本身是中性的，不管是应用传统产品还是转基因产品，关键是评估该产品科学层面上的安全性而不是产品研发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他支持人类商业化利用已通过安全性评估的转基因产品，希望以一种科学与理性的态度对待转基因技术。 “盲蝽象的出现不是因为抗虫棉大面积种植造成的，二者有相关性，但不是因果关系。”吴孔明解释，其实不论是种转基因抗虫棉还是非转基因棉，只要减少用药，盲蝽象都会上升为主要害虫，“严格说，这和抗虫棉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与防治棉铃虫用药量有关系”。 吴孔明告诉《商务周刊》，1998年到2009年期间，在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北廊坊试验站，他们曾密切监测盲蝽象在Bt棉田、常规棉田以及不同农药处理棉田的种群季节性消长动态，结果发现，Bt棉花和常规棉花上的盲蝽象种群发生数量没有明显差异，而进行棉铃虫化学防治的棉花上盲蝽象的种群数量却显著低于不进行防治处理的棉花上的发生数量。 “这说明，Bt棉花对盲蝽象种群发生没有明显影响，而防治棉铃虫使用的广谱性化学农药才是有效控制盲蝽象种群发生的直接原因。”吴孔明解释道。 “但危害的事实确实发生了。”方立锋说，“绿色和平的意见只是通过这些希望中国在转基因生物种植的决策过程能更加公开透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安全性问题未得到科学解释时，不要贸然颁发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允许大面积商业化种植。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已经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如生态农业，能够综合防治病虫害，提高产量和保证农民生计，这才是中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的失败案例 一、中国转基因棉花失败案例 盐城是江苏的主要棉产区之一。绿色和平走访了种植转基因棉多年的盐城大丰市三龙镇、万盈镇、大桥镇和草庙镇，发现由于转基因棉的病虫害、种植成本等问题，棉农们的收入开始不断下降，农民的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受访的棉农均表示，从2010年开始必定将减少种植转基因棉花的面积，甚至考虑放弃种植转基因棉花。 二、哥伦比亚转基因棉花失败案例 在 2008/2009生长季，哥伦比亚转基因棉花的失败案例使得农民损失惨重。在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大省Cordoba，种植的两个转基因棉花品种被证实受害严重。这两种转基因棉花都具有抗除草剂（草甘膦）和 Bt抗虫（棉铃虫）性能。种植棉花的农民说，与开发这两转基因品种的公司的鼓吹相反，这两种抗性都没有体现，反而转基因棉花更易受到粘虫的侵害，也更易受到草甘膦除草剂的损害。哥伦比亚棉花种植者联合会（CONALGODON）估计，Cordoba省的棉花产量最终会因此而损失12.8%。哥伦比亚中部Tolima省的棉农也报告了一种新的孟山都转基因棉花品种的失败案例，该转基因棉花的棉纤维产量更低。 三、美国转基因大豆减产
转基因作物减产的迹象一般称为“产量阻碍”，是转基因技术非预期效益的实例。在1990年代后期，美国种植转基因大豆不久就表现出产量阻碍的现象。前美国政府科学顾问Charles Benbrook和内布拉斯加大学Roger Elmore都记录了这样的问题。据估计，2006—2009年，美国的农民因种植转基因大豆而减产的量达3100万吨。在最近的 4年时间里，由于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110亿美元。 四、美国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问题严重 长芒苋是一种风媒授粉植物，因此这种对除草剂的抗性就会通过其高度流动性的花粉进行远距离的传播。凭借风的快速传播，具有抗性的长芒苋群体正迅速扩大，在全美国范围受害的面积无法估计。2005年，长芒苋的草甘膦抗性在美国南部乔治亚州首次得到证实。2009年，仅阿肯色和田纳西两州就有超过50万公顷的农田受害。 （摘自绿色和平组织报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