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与领导力 领导哲学的困境(2)
生命是找寻,不是欲望 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耶稣、佛陀,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东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些人类经典文化的结晶,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所体悟出来的。正因为有体验,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悟到真理。 我一直在寻找公司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光环和生命力,公司的规模和公司生命力,这是长期困扰着我而没有解开的疙瘩。去年在穿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无人区时,这个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豁然开朗起来那次,我们去了6个人,跟了12个藏族背夫。其中一个名为贡觉吐旦的小伙子给了我深刻的人生启示。 我们一行6人。其他5人都是卓有成绩的企业家。在原始森林里,我们一个个都放下面具,见到美景大声呼喊,遇到险情心惊胆颤,走路生活相互帮助。在原始旷野中,我们6人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 贡觉吐旦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哲学。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呼吸和饮食,再平常不过。我回想起来,这短短的几天,贡觉吐旦给了我多层面的启迪。 敬畏因果,接受死亡。在西藏同胞看来,生和死是一体的,他们是同一个现象的两面。你的肉身只是一个皮囊,暂时作为你的心识或灵魂的寓所,就跟人出差住酒店差不多。当灵魂离开皮囊,生命还在继续,生命有了一个更新的开始。一旦你接受了死亡,就会有很多东西立刻被接受。你的焦虑、愤怒、恐惧、仇恨、不安也跟着就走了。这时,你就有了具足的智慧,做好当下的事。现在关注生活,将来才会积聚改变生活的力量。 众生平等。“大家都是一条命,都是来锻炼身体的”。不管你是几十亿身家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藏族背夫,大家众生平等。有了众生平等的意识,看人、看事都容易达观。很享受贡觉吐旦的平等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见到权力多高的人都不会打颤,见到富可敌国的人也会感叹他生命的负累,见到名望盖世的人也会看到他的速朽,见到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会感到生命的尊严。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少受一点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的侵害,而能守住自己成就一个自立立人的大我。 自立立人。贡觉吐旦看上去有点冷漠。我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演讲在说到贡觉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军人站起来说,他绝对不会像贡觉吐旦这样没有爱心。他会义不容辞地冲下去接应那个遇到困难的人。这里没有对错。下去接应有下去接应的道理,不下去接应有不下去接应的道理。不存在谁对谁错,都在传递一种生命的情怀。 后来那位企业家登上山,看到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一个个拥抱我们。他没有丝毫对我们没有等他或没有接应他的不满。从他夸张的动作中,分明炫示他为自己终于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登顶感觉自豪。这种自豪是贡觉吐旦给他的。如果真是有人下去接应他了,他会失去成就感和乐趣。他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走到今天,那是碰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每当困难降临,他都坦然接受,并在沉静中找出化解的招数。这就是他的生活权利,没有人可以去改变。 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贡觉吐旦一下子就把人生与财富和地位区别开来。西藏广袤的大自然给了贡觉吐旦一种坚定的信念:在生命的天平上,财富和地位没有任何作用。看上去它们威力无比,实际上半点生命也买不回来。这是西藏之旅贡觉吐旦给我最强烈的震撼。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自以为抓住了一切的核心——权力和财富,以为那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滋养。但是在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或损害了那种原生的生命力!那些英年早逝的企业家、体育偶像以及显要人物,他们的光环足够多,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他们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但是,却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懂生命。过分害怕死亡的人,会变得害怕生命。于是他们开始搜索那些不死的东西,一座大的皇宫,摩天大楼,超大的企业规模,无数的金钱,无上的名望,以及所有那些不会死的东西。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为他们跟生命力半点关系也没有。相反,他们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负累,甚至可能是生命的杀手。 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严峻环境里,任何财富、名位、权力都无足轻重。在这里只崇尚鲜活、顽强的生命力!那些企业家可以有骄人的事业和财富,但是在这里,却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命力的考验! 生命是一个找寻,不是一个欲望,不是一个想要成为比尔?盖茨或奥巴马的野心。而是茫茫天地间去找出“我是谁”。我一直在找寻。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让贡觉吐旦给一语道破: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是全然的两回事;生命的光环再多,可能一丁点也换不来生命力! 贡觉吐旦的生命力视角,不只是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公司也是生命。一个公司在初创时,大都有着充沛的激情和热忱,每个业务现场都有着旺盛的创造力。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随之开始滋生,公司就渐渐失去了活力,走上衰退之路。公司的一个个业务现场,不再有头拱地解决问题的大头兵了,而学会了逐级把问题上交。一层层高管看到问题,说了就等于做了,强调了就等于落实了。创始人面对亲手建立的组织,往往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的不只是中国公司。这是世界公司史上难于逾越的一个怪圈。从通用汽车到日本航空,一连串大公司的破产,让正在忙着并购的人们警醒:公司的生命力与公司规模没有什么关系!公司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一个个业务现场,还有没有突破能力,可以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志康的天问 企业家经历了破冰时代的原始积累,创建了傲人的企业帝国,攀登上人生的高峰。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头拱地”往前走,品味到了充实与幸福。可是面对财富的金山,如何消化和传承,却让他们有点找不到北了。 当然,他们之中有清醒者。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清醒者之一。戴志康1994年创建上海证大,1995 年借“3?27”国债事件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999年高潮时全身退出股市转战房地产开发。有人称他为行业的路标。“戴志康在哪里,那个行业必火。”他用8年时间将自己的财富由零变为10个亿,再用6年时间将财富由10个亿增至100个亿。 他收藏了世界级的现代雕塑“大拇指”和“LOVE”,他创造了“现代中式”的建筑风格,他和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过从甚密,他投资创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营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别人问及他的身份时,他总是强调说,“我只是个商人,”但是,他又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戴志康替天发问。当年,面对“明暗不分混沌一片”,屈原发出了震撼古今的天问。当今,面对成功的陷阱、富士康12跳、矿难、金融危机、砍杀儿童、房价纠结等一波波迷迷蒙蒙现象,商人戴志康跳出利益的纠葛,心存敬畏,在新作《用社会注意方法应对房价过高》中,发出新“天问”:“我的财富是否可以保住并增长,还可以翻几个跟头,多长时间可以让我们翻跟头?财富是否可以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幸福在哪里?”“我天天那么辛苦,忙得昏天黑地,我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财富不断地增长,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财富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财富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人类的财富?中国人再努力30年,我们积累的财富是什么?我们到底积累什么?”“逻辑不是那个天,逻辑上面有更重要的东西,逻辑后边是什么?”“刘翔和姚明是体育明星,是最有肌肉的人,应该说是最健康的。但是,他们两个总是被不健康、不平衡困扰。他们到底是健康平衡的人还是不健康不平衡的人?”“一味增长,就是像姚明、刘翔,已经不可能再得冠军了,还非得让他去跑,过了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美好世界在哪里?美好世界什么样?” 用“老天”的眼,来看混沌的现实,戴志康有了别样的清明。他平心静气,用最平实的语言,把一个个看似无解的复杂事物,化解成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下子便让人豁然开朗。 用刘翔的亚健康来形容中国公司和中国经济,尤其是用拼了命也去拿冠军的鲁莽,来言状中国公司盲目追求规模的生存现状,令人叫绝。戴志康站在了一个意识的高处,俯瞰着他过往的人生。 有时,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一层纸。或许恰恰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像戴志康那样对比逻辑更高的那个“真北”(终极目标)倾注激情,在逻辑的演绎中错失了整体。 心怀真北。注意力在哪,认知就到哪。戴志康关注人的幸福,关注美好世界,关注“真北”(True North)。“真北”是由Dr. David Cochran提出的一套方法论。分为终极目标(True North),目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手段(Physical Solution),以及达成的尺度(Measure)。对分析复杂事物最大的误区,就是掉进尺度或手段出不来。在戴志康的一个个天问中,注入了“真北”,便有了一种无人能及的力量。 戴志康看到美国乡下人,那么肥,开着皮卡,吃着肥大牛排,喝着冰水,健身房运动。牛肉是过分的碳排放,制冰又是碳排放,到跑步机又是碳排放。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只能使这个人群更腐朽和不健康,或者更不幸福。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 戴志康自问自答:“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阶段的东西推而广之,说全世界都要这个,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那样,这好像不一定有道理”。是应该从戴志康的“真北”,从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出发,从“老天”的视野出发,问一问: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有必要对生命的光环过于痴迷、而忽略掉真实的生命吗?有必要为了规模和利润的极度膨胀而淡忘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吗? 心怀“真北”,戴志康超越了生命力与光环的纠结和困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找到“美好的世界”。一如戴志康所说:“我的幸福来自劳动创造本身的过程,而不是消耗劳动的成果”。“上帝创造了物质,人类创造了精神和文化艺术。如果要寻找生活更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文化,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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