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建国曾经在2004年试图引入世界银行作为投资者，当时看中的是与其合作无需签署对赌协议，但是最终也正是因为世界银行的因素，原本打算作为红筹股在香港上市的五星电器因为政策壁垒而功亏一篑。这边五星电器上市计划无疾而终，那边国美苏宁先后成功上市，五星电器与后者的差距逐步拉大，汪建国必须另谋出路。于是，百思买以10亿元人民币注资，取得五星电器51%股权。随后，百思买又将股权比例增至75%。 汪建国和他的团队留任合资后的五星电器，汪继续担任董事长与总裁。这种安排无疑保证了五星电器原有架构的平稳过渡，员工们仍旧认为汪建国是企业真正的主人，人们相信这源自数年来汪建国在五星电器的深度耕耘。 汪建国自言对于五星电器最大的贡献在于为其建立的优秀企业文化。毋庸置疑，这企业文化中蕴含着汪建国自己的价值观，对此企业文化的认同亦等同对汪氏本人的认同。尽管自己当时只占有25%的股权。 而到了2009年2月，汪建国将自己手中剩余的25%股权全部出售给百思买，从而使五星电器成为外资独资公司。回想彼时，汪自称陷入天人交战的境地，他用“挣扎”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不过，商场如战场，对于汪建国这样在商海浸淫多年的家电老兵，最终做出的必然是理性的决定：老大老二的位子已经被苏宁、国美坐了，五星电器尽管紧跟其后，但其间的差距却有不少，既然无法带领五星电器冲至业内第一，不如选择放手；而百思买注资后，五星电器成为合资企业，中西方企业文化差异的存在则是促使汪建国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 早前坊间有传闻称，汪建国最终出售全部股权给百思买并最终离开早在双方签订合资协议时便达成默契，汪建国对此说颇不以为然。“事实上，百思买一直在劝说我不要离开五星电器。”汪建国用双方合资之前百思买方面对五星电器估值过程中的一件事情作为对方重视自己价值的佐证。 “当时他们请我去香港，说是要和一些专家谈谈。我一开始没有多想，但是谈着谈着我就发现不对劲。那些专家光是问我问题，基本不发表观点，并且还在做记录。事后，我想，这一定是百思买方面对我个人能力做评估。”汪建国相信百思买当时的出价中包含了对他个人价值的认定，因为“他们对店面倒没怎么看太多，就是跟我谈了很多，并且找专门的机构测试我”。 汪建国没有向百思买方面求证对方是否对自己进行过能力测评，以及这种测评是否影响到事后对于收购五星电器股权时的出价，但是没有疑问的是，百思买方面对于汪建国的倚重显而易见。 但是，汪建国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这将是他又一个重要的人生拐点。 投资人 汪建国离开了五星电器，但是从未离开“五星”这两个字。 早在几年前，汪建国便注册了五星投资、五星电器、五星地产等等公司，如今五星电器全部出售给百思买之后，汪建国将五星投资改为五星控股，这将成为汪建国50岁之后事业的新平台。 汪建国很在意别人认为现在的五星控股是他为自己提前预备的后路，他会用一种近乎表白的语气告诉别人，即便他决定从五星电器离开那会儿，他也做到了站好最后一班岗，而从未在五星电器董事长与总裁任上干任何“私活儿”。 这在汪建国看来，是商人的基本操守。离开五星电器时，他的3名元老级创业伙伴中的2名追随他一同离开，徐秀贤与卞惠敏现在五星控股担任与原来相当的职务。至于王健则留在了已经成为外资独资并且跻身世界500强的五星电器担任重要职位，与他一起留在那里的还有汪建国所打造的五星电器经营管理团队中90%的成员。 汪建国劝说他们留在那里，以保证五星电器能够正常并且持续健康运转下去。曾经有观察者评价，由汪建国带领的五星电器如今已经成为由制度保障运行的五星电器，汪建国是这个制度保障的设置者。 现在，汪建国必须为五星控股设置另一种新的制度，因为这一次他所从事的是之前他未曾涉足的投资领域。 汪建国说自己从未想到过要为自己2009年初全部卖掉五星电器后的作为做一个评价，因为现在他已经不再在乎分数。 尽管汪建国目前的资金进入了地产(宜兴、溧阳的高档别墅、商业地产)、典当、担保公司、私募基金等行业，但是他当下倾注最多心力的还是过去钟情的商业业态，“孩子王”与“好享家”尽管已经不是电器行业，但是二者业态仍旧是与五星电器一样的零售连锁业。人们戏言：汪建国的连锁情结已是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离开家电零售业，汪建国看到三个机会：小孩子和老人的生意，高端家居服务的需求在增加。这成为其投资“孩子王”与“好享家”的事实依据与理论基础。为此，汪建国采用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他看来，“这样比单纯的间接投资累一些，但更有把握一些，更能体现我的价值。” 2009年12月， “孩子王”实体店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开业。孩子王的设想源自汪建国在美国考察时看到了一家名为“美国女孩”的店铺，那是一家专门为6岁到13岁女孩提供各种服务的店，小顾客们可以在其中用餐、购物、游戏，这种窄分型的经营模式使得汪建国大受启发，他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孕婴幼市场，并且将服务对象的年龄扩展到-1到13岁，在“孩子王”6000平米的店面中，食品，玩具，服装等等一应俱全，早期教育、英语教育、游泳教学、游乐、餐饮等服务也被涵盖其中。汪建国称这是一站式服务。“孩子王”实体店是汪建国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店面，他会问每一个来访者参观之后的感受，并且仔细询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改进意见。汪建国说，中国商业地产龙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开设在自己物业中的“孩子王”亦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他有意将孩子王跟随万达广场在不同城市开设扩张。 名为“好享家”的高端智能化家居体验店则通过推进并整合中央空调与新风、户式独立供暖、家庭水处理、中央吸尘、家居智能、家用太阳能等独立或集成使用的十多个系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舒适智能住宅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汪建国已经率先将自己办公室后面的阳光房全部使用“好享家”系统。这也成了他向访客们展示自己产品的绝好舞台。 这两家店铺的共同点是—“我自己找项目，”汪说，“做内部落地的直接投资，不是收购和参股。” 甚至包括地产在内的所有实业项目，汪建国全部控股，在五星控股1000多人的团队中，项目的直接管理者占据大多数。而汪建国却从管理中抽身而出不再参与。汪氏坦言，这个转变过程很痛苦。 “孩子王”初创时，汪建国定下原则：经营权与决策前分离，他的职责范围只涉及决定是否开店以及店面的数量与投资额。很快，他就发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组成员还是习惯在遇到问题时来询问他的意见，“如果指挥过多，我又回到了第一线，如果不指挥，他们又可能走弯路，”汪建国决定不再参加孩子王团队每周的例会，“不参加，心里又想着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开车路过他们的办公地点，犹豫不决：上去还是不上去？”汪建国说自己当时非常痛苦，“团队见不到我感觉没有方向，我见不到他们心里不踏实。” 半年后，汪建国看到了自己痛苦的代价，他们没有依赖性了，创新观念反而强了。我感觉非常兴奋，这个事情看来我是做对了。”
现在汪建国已经很容易做到开会时扮演一个优秀的倾听者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他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会后，汪建国会以提点“建设性意见”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汪建国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选项目，相应的，他有了接触更多行业的机会，“原来我觉得认真做一件事挺好，现在用投资者的方式去发展，视野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有乐趣。不能简单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但长远来看，价值远远高于原来做一件事。” 汪建国希望自己能成为项目孵化器，为“更多有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投资、建立平台，帮助他们成功”， “希望有生之年，在某几个细分的领域做到最好，创造一些商业模式和品牌。” “高尚的人” 汪建国说自己更喜欢做直接投资项目，因为“我对直接投资更有兴趣也更有经验，至于间接投资，我希望让比我更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来做”。汪建国这一投资风格与商场经历类似的虞峰明显不同，尽管两者同为“云峰基金”发起人。 尽管作为发起人之一并在其中主要负责消费流通领域的投资项目，汪建国对于云峰基金的所有发言谨慎小心，严守分际。即便他对云峰基金的成立以及运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信心与关注，但对其成员所投入资金各占比例以及当下项目选择事宜守口如瓶，并一再表示“这个问题我不能对外公布，也不应该由我来对外公布”。 长江商学院的“圈子”为汪建国提供了与马云、史玉柱、虞峰等人结识至熟识的机会，汪建国毫不掩饰对于马云的“崇拜”，而另一名被汪建国“点名”表示崇拜之情的是“郭广昌”。 二者均是因为其卓越的洞察力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对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获得汪建国的尊重。 汪建国说自己内心其实很强大，确切的表述是“希望自己内心强势”，并解释说这其实就是想要做成某种事业的强烈愿望。但是更多时候，他所表现出的是柔韧的一面，柔软的身段，坚韧的意志，是汪建国一路走来最宝贵的坚持。 为什么而活并且怎样活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每个人的每一步行走几乎都是为了用不可更正的行动来诠释并解答这道谜题。抑或，“重要”这个词也完全不如它的字面意思那么重要，一个曾经多么伟大的人物其实都是这个大时代的一名过客，在风云际会的时刻，正好他们走过，便在历史的天空上留下翅膀划过的痕迹。 汪建国的这道痕迹很长，从国家工作人员到停薪留职下海，从主导改制到迷恋连锁零售模式，从参与合资公司到成为投资家，汪建国经历了近乎完整无缺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领域的每一项变革，并且，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的每一次人生拐点都能在大时代背景中找到映射点。 198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社会试图用30年时间跨越2000年的思维藩篱，无商不奸的古语如今或许只应保留在字典里，对财富的追逐应该能走出密室勇敢地站在阳光下。一位资深媒体人曾说：“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把商人和企业家的贡献连同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难怪当有人问汪建国他所理解的商人是什么人时，汪建国用少见的极坚定的语气说：商人就是高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