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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果你按照吉姆·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一书列出的11家公司进行投资组合，那估计要倾家荡产。这些公司大部分落后于基准指数，柯林斯认为“卓越”的房利美成了垃圾股，电器城惨遭破产。
然而，美国并不因此就缺少了伟大的公司。在今年2月，思科报告上年四季度利润增长23%；4月，英特尔公布一季度销售额大幅上涨44%，推动盈利翻了近两番；谷歌公司公布一季度盈利大幅增长37%；苹果盈利更为炫目，增长90%；就是一直当老二的芯片制造商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收入增幅也达到创纪录的34%。这说明科技业，这个拉动半个多世纪来美国繁荣与革新的发动机，正从经济衰退中加速复苏。标准普尔公司预计，科技类公司一季度盈利将比去年同期增长79%。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项由考夫曼基金会的丹尼·斯坦格（Dane Stangler）对《财富》500强公司中可以找到历史纪录的488家公司的研究发现，其中256家创业于经济衰退期或市场熊市时期。换句话说，51%的美国最强大的公司是生于忧患。 从图1可见，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期，似乎都不适合开办公司。然而，20世纪30年代创业成功的《财富》500强公司高达29家，远高于其他年代（平均水平是每十年创业22家）。 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创业最沉闷的时代，罗斯福新政后的管制使官僚资本主义达到顶峰。但到了6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美国的创业潮在里根放松管理的经济政策下重生（见图2）。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熟悉的公司及他们创业的年代：英特尔（1968）、AMD（1969）、嘉信理财（1971）、微软（1975）、家得宝（1978）、美光科技（1978）、戴尔（1980）、思科（1984）、重建的威讯（1983）、第一资本（Capital One，1988）。 事实上，公司进出《财富》500强公司的名单是非常动态的，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演变特征：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不断通过购并、整合与创新，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和进步。但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我们仔细看十年分布图就会发现，《财富》500强公司在经济创业衰退年份创业成功的概率明显高于经济复苏年份。同样，斯坦格对《公司》杂志（Inc.）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公司》杂志500家高速成长的企业大部分创业于2000～2002年间，这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熊市时期。 由此推断，下一代的《财富》500强公司有可能诞生在2008年开始的这轮经济衰退中。和其他年份一样，2008年和2009年美国估计将有40万至70万家新公司开始创业。这些新手中很多会失败，有些人会跛行，但很多会生存和发展，其中的少数可能会鲤鱼跃过龙门—极可能在2020年或2030年荣登《财富》500强公司之列。 忧患中何以“生机”更大 为什么在经济周期的底部创业，更有可能成长为大公司？可能的原因有企业自身的特性，也有美国制度环境的原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 新创公司在经济衰退期有更强的生存力 由于美国的《劳动法》比欧洲国家更加宽松，美国公司会在经济周期的下降区间迅速裁员，降低产能，而被裁减的、经验丰富的职员会迅速投入创业大军中。这些创业人员比经济周期其他区间脱离公司创业的人员更有压力与激情，从而使新创公司有着更佳生存的DNA。新创公司在随后的经济扩张期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资本 虽然在经济衰退期创业，风险投资自己的资金捉襟见肘（见图3），但一旦走出经济衰退期，新创公司打造新的商业模式，或者开发出新的产品，就很容易吸收风险投资，开始新一轮的扩张。而对私募资本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经济周期底部或经济扩展期投资的项目收益率远高于在经济周期顶部的投资。
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力 美国在经济衰退中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调整经济结构中的过剩与失衡，尤其是《破产法》实施高效，并保护企业家精神。例如，通用汽车仅用40天的时间就脱离了破产保护，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然后，美国财政部投入500亿美元的援助，根据相关条款，通用同意以67亿美元现金及60%股权的方式作清偿。经过破产后重组，通用的全球产能从2008年的81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650百万辆，雇员从21.7万人降到14.3万人。通用的负担也大幅减轻，员工的540亿美元养老金负担降低到360亿美元，破产重组后每辆车可以减少6000美元的成本。通用将在美国过剩的产能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尤其是中国，通用海外的汽车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从2008年的58%提高到67%。通用CEO 惠特克（Whitacre）已逐渐提前原本的清偿计划，公司在2009年12月和今年3月时，分别偿还政府10亿美元，最近则提前向美国政府偿还剩余的47亿美元贷款。 美国企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高效率的提升 美国2009年第四季度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增长5.8%，今年第一季度更比去年同期提升6.3%，这是自1962年以来从来没有的高速提升。这一复苏故事与德国、日本截然不同。德国为了保护工人的权益，尽量减少裁员与破产。这可以减轻社会资本在经济重组中的崩离破碎，但没有结构性的调整，新的生产力很难生长起来。日本则一味回避改革，政府一路举债增加支出，不断失去变革的机遇。一个有趣的比喻至今适用：美国卖大白菜（银行资产）是将快烂掉的放在最上面，好的在下面，烂掉的即使是跳楼价，但投资者至少放心买卖；日本则是将快烂掉的藏在最底下，好的则放在上面，让投资者不好出价，在犹豫间烂得更多。 从2008年的第四季度到2009年的第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而在2007年和2008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为1.7%和2.1%。2008～2009年间，美国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就实行了大刀阔斧的银行改革。自从2009年5月宣布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来，这些银行新筹集了超过1 400亿美元的资金。2009年8月，就连最乐观的人士也没有预料到，短短4个月后，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就开始复兴，将1 000亿美元的借款归还给了政府。 人力资源重新调整 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曾指出：泡沫的成本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出色人才喜欢金融交易，而不是追求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职业，如科学，医学和教育”。事实上，在金融泡沫后，根据《哈佛红》（Harvard Crimson）报告，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2007年有47%投身金融或咨询，而2009年则下降到了20%。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了投身下一代的技术革命。创新将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后者则使收入得以增长，从而减少美国经济“去杠杆化”、减除债务的痛苦。 创新精神引领变革方向 有趣的是，经济衰退使克林顿上台的1992年，大选后在小石城举行的一个经济峰会上，在成千上万页的《简报》和《政策报告》中，有一个词始终没有出现，那就是：互联网。现在，美国也在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例如，思科的新一代路由器可以上百倍地加速互联网的流量，苹果的iPad改变了传统印刷业。而新一代的系统性变革则还在孕育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新一代Facebook社交网络或是推特（Twitter）微博。但有一点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创新精神正引领着变革的方向。 “冬天”是企业家之友 美国企业的反弹对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启示？中国未来的《财富》500强公司是否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国进民退”是否会抹杀中小企业的绿芽？经济周期可以压垮一些企业，但也可以使另一些企业在走出衰退时更坚强。 华为“冬天”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再举一例：业务集中于深圳的昂纳光通信集团，是一家高速通信及数据通信网络中的无源光网络子元器件、元器件、模块的生产商，就成长于光通信市场的低谷。2001年，全球网络泡沫破灭，整个光通信行业陷入了灾难性的危机中，就在这时，昂纳从深圳长城公司中剥离出来。在最低谷的2001～2002年，昂纳几乎无法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为了渡过难关，公司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压缩支出，节约成本，公司从800多人减到160多人。在市场的寒冬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订单，但昂纳的技术人员却异常忙碌，积极开发新产品，给客户做样品。这一时期，虽然整个行业缓步前行，但昂纳的技术却在不断地更新，并成功赢得电信系统供应商阿尔卡特－朗讯与华为的订单。到了2004年，市场开始回暖，昂纳立刻就进入了高增长期，2009年度收入3.38亿元，主要由于推出新产品及新客户数目增加，纯利达到7920万元。截至2009年底的前三个年度，公司收入及纯利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21.4%及97%。该公司成功在今年4月实现了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忘掉柯林斯的“基业永恒”的几大原则吧，大自然最大的生存法则是：寒冬中的蛰伏与创新坚持，迎来的将是春天崭新的故事。 孙黎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战略管理博士，即将在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担任创业与创新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