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新的趋势是,云计算也开始应用在建筑的智能化控制上。“过去一个智能大厦有一套大型的计算机设备来控制,但这些设备的运行、保养和维护非常耗费财力人力,很多建筑正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维护不力而逐渐失去了智能。而今,云计算的应用让建筑可以不使用实物的电脑设备,而将整个运算功能外包。这也是智能建筑节能环保的一个大方向。”梁以德说。
商业推动绿色建筑 在寻求舒适和环保双重目标的道路上,“绿色建筑”成为了人性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国际上最为成熟的绿色建筑认证体系是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推行的LEED标准。评分标准分为五个维度—可持续的场地规划、保护和节约水资源、高效的能源利用和可更新能源的利用、材料和资源问题、室内环境质量。LEED将绿色建筑分为银奖、金奖和白金奖。 2005年,招商地产开发的泰格酒店公寓拿到了LEED认证体系的银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LEED认证的非官方项目。这个建筑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包括: 全部232套房间采用了“分质供水”和“新风系统”的绿色技术,用20%~30%的处理后的废弃水来冲厕所;在居住者离开的空闲时间中,用能耗更低的“新风系统”替代空调来调节温度;花园中的人工湿地除了可由屋顶流下的雨水灌溉,还能处理每天20吨的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可用于绿化和路面保洁清洗,成本只要0.2元/吨;屋顶上厚达35厘米的覆土种着绿化植物,使顶层房间室内温度降低了2℃;建筑的白色外墙上爬满藤蔓植物,侧立面的外墙则用木质百叶和铝合金百叶来遮阳;外窗则全部是Low-E中空玻璃,可以有效隔热隔音。 去年12月,惠普和东航的合资公司—上海普惠飞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获得了LEED认证的最高奖项—白金奖。万科新落成的万科国际会议中心也正在申请此奖项。这座会议中心拥有可根据阳光强弱度自动调节的遮阳板、自动感应的办公室节能灯、日处理能力达100吨的废水处理系统。 那么,既节能环保又符合人们对舒适追求的绿色建筑,其建筑成本要比普通建筑高多少?据估算,LEED银奖建设成本增加了总建造成本的1.9%,金奖的这个数字是2.2%,假如要申请白金奖,则要多花6.8%。 但这并不意味着绿色建筑的总成本高于普通建筑。这涉及到建筑物“生命周期成本”的概念,亦即要考虑从建筑物的设计、建造、使用、维护、修建直至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绿色建筑一般都具有初投资较大而运行和维护费用较低的特点。算一笔细账就能发现,绿色建筑整个使用寿命中节省的成本和产生的效益要远高出初期建设中增加的那不到10%的成本。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称,在投入使用的第一年,泰格公寓与规模相似的传统建筑相比,通过节能节省了177 857美元。 所以,商业可以成为推动绿色建筑大行其道的终极力量。“建筑开发商完全可以通过采用绿色环保的创新技术作为项目卖点,从而将绿色建筑增量成本转化为市场溢价,大幅提高投入产出比。”深圳洛赛声学技术公司董事长刘韬说。刘的公司专门为那些追求高舒适度的地产项目提供解决方案,帮助它们消除室外环境噪声以及建筑室内上下层楼板的生活噪音。这家公司最为独特的一个服务莫过于其向客户提供的“噪声地图”咨询和解决方案(案例详见附文)。它有别于传统的现场测量,噪声地图技术为开发商提供小区的整体噪声分布情况,精确到每家每户每扇窗户1米之外的噪音值,而且它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可以控制在1分贝以内,从而为客户了解项目现状和寻求最优噪声解决方案提供了全面、科学的决策依据。根据刘韬的观察,在环保和舒适度方面投入更多的房地产公司,其房屋售出均价往往比普通建筑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溢价。很多人会质疑这种把成本价格转移到消费者头上的做法。建筑市场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成本观, 因而对生命周期成本的态度也不同。房地产开发商总是把短期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对他们而言,绿色建筑、节能和环保往往只是一种促销手段。业主兼住户则不仅关心项目的初始投资,而且十分注重建筑物的环保、节能效果和运行、维护费用。显然,后者应用生命周期成本法的积极性要比前者高得多。所以,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绿色建筑开发模式是一体化设计。也就是将建筑师、开发商、物业管理和业主等多方利益攸关者全部纳入建筑的规划、建造和管理中。让房产开发商在日后的物业管理中享受到绿色建筑带来的好处,才有建造绿色建筑并以合理价格卖给消费者的商业冲动。日本在这方面已有良好尝试。在川崎市一座大型写字楼的建设中,建筑师、业主和物业商共同组成生态委员会,下设环境管理、资源循环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三个分委员会,完善的组织和激励措施保证了绿色建筑方案的实施,使该建筑的能量消耗减少,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38%。同时,开发商也在后续的物业管理中分享了绿色建筑带来的成本节省。在这栋大楼中,业主并没有为绿色建筑而更多付出费用。
社区—城市,为人而设计 单栋绿色建筑的节约毕竟是有限的。对于整个城市的低碳和人性化,必须由政府统筹规划设计。梁以德认为,建设一些具有综合功能的社区是降低城市碳排放、提高人们舒适度的必由之路。以香港为例,沙田、粉岭、上水等社区即属此类。人口在10万~50万之间,每天离开社区工作的人不超过1/4,学校、医院、车站、购物商场等配套设施齐全,与中心城区由轨道交通连接。绝大多数人就在本社区活动,不用在社区与中心城区之间来回奔波。这是降低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社区在欧美国家十分普遍。在上世纪美国的新兴繁荣时期,城市住房需求空前激增,美国很多都市周边的低密度郊区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开发速度惊人。但这些郊区规划比较随意,缺乏深入思考,随即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低密度平房让人们居住舒适度增加,但造成了土地浪费和使用效率低下;没有考虑在社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导致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宅过远,对汽车的依赖程度持续增加,人们生活成本增高,污染水平也随之加重。 盲目的郊区运动之后,“新城市主义”的理念随即兴旺起来,“新城市主义”至少包括两套规划理念:TND和TOD,前者是指偏重步行的传统邻里区开发(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后者是指偏重使用公共交通的邻里区(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这两套规划理念都是鼓励人们步行或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并摈弃了完全的低密度平房,改而使用平房加楼房的混合建筑,以增加土地的利用效率。 但无论是TND还是TOD,社区规模都比较小,居民住宅距离公交车站的半径不超过600米。到后来,美国人开始提倡更为人性化的“新城”,“新城”的概念已经十分接近梁以德所言的10万~50万人口的功能齐全的社区。在这样的社区中,当地就业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住在郊区,工作在市中心”的模式。美国1960年代尝试开发的里斯顿新城成为此类社区的典范之一。里斯顿新城的总设计师罗伯特·西蒙在里斯顿开发之初就提出了几项目标:新城需要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设施和独处环境;商业文化娱乐设施要从开发之初就为居民配备完毕,而不是几年之后才动手建设;打造“一生之城”,也就是做到让任何人都能终身生活在这个社区;提供丰富的工作岗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应该成为规划的首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