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一家处于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企业，既不可能指望摩根是一个慈善家，也不可能指望它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比如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通吃交战双方，成为坐收渔利的最大赢家。但另一方面，它又经常以救世主的角色出现，在1907年和1929年两次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中，两度使美国起死回生。尤其是1907年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国家管理极其混乱，在当时还没有设立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摩根挺身而出，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一己之力，扛起了美国的命运。危机结束后，美联储出现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摩根大通再一次闪现它的魅影，在美联储的帮助下，拯救岌岌可危的贝尔斯登，尽管此举与百年前皮尔庞特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摩根却以此显露了它在危机中的“赢家”本色，其超强的抗风险能力再次令世人无语。从摩根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可以很真实地看出它最典型的特性—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 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爱恨交织、难以言传的关系。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实施救援计划。但自2010年4月美国证监会高调调查高盛欺诈案之后，又接连将花旗、摩根士丹利等8家大型机构纳入调查名单。金立群说：“作为政府，对民众的反应一定不会熟视无睹。我们以前理解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政府跟大企业、大老板捆绑在一起欺压人民的模式，其实是过于简单化了。” 金立群也在密切关注美国证监会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因为这也为中国的监管部门和企业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材。 神秘的摩根金字招牌 摩根财团自诞生之日就专为高端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名门望族阿斯特、古根海姆、杜邦和范德比尔特是它的服务对象；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工业巨头是它的融资对象；又由于它与很多国家的政府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头顶始终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其规模其实不大，但是它的品牌号召力却无与伦比，即便经过了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打磨，这个名字已稍显过时，亦不能使“摩根”所代表的市场洞察力、经营谋略、抗风险能力有丝毫褪色。作者彻诺在他英文第一版前言中记述了20世纪70年代摩根士丹利如日中天时的一个故事。摩根士丹利在70年代开始做广告，一家广告代理商设计了一幅图画，画面上是一道闪电刺破乌云，标题为“如果上帝要融资，他也会找摩根士丹利”。彻诺写道：对于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来说,这句话简明地概括了它在宇宙中的地位。与大通合并后，新公司取名“J.P. Morgan Chase”，“摩根”依然居首，彰显了其品牌背后的管理模式的力量。
不凡摩根的三点启示 十几年间，反复校译《摩根全传》，金立群从中揣摩出几点一般读者很难领悟到的启示。 第一，摩根几代银行家都具备一种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精神，那就是在他们的骨髓中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国家利益，在他们把业务推向海外时，有一种很自觉的意识—代表美国利益。这在皮尔庞特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为什么摩根三代人中皮尔庞特最有影响呢？他所处的时代，美国经过“一战”、“二战”，迅速崛起，在这个背景下，皮尔庞特做成了几件大事—1895年解救金本位，创立美国钢铁公司，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权；1907年金融危机救市，因为与时代合拍，成就了一代人的崛起。或者可以说，皮尔庞特这一代人，无论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共同造就了一个金融帝国。个人与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创造了谁”？虽然摩根拓展海外市场的举动绝对是因为涉及切身利益，但它同时配合了美国的海外战略。比如摩根在20世纪初进入亚洲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开始将目光转向亚洲。摩根的发展体现了自身的战略，但这是一个国际战略，一个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摩根战略。金立群认为，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一定会从国家大局出发思考问题，如果不顾国家利益，囿于个人利益，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的企业家。 第二，摩根的经营谋略不完全追求短期利益，它始终遵循着“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这一宗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客户的一边，维护客户的利益。能够做到这点难乎其难，但摩根用自己的实践信守了“客户就是上帝”的承诺。在摩根希图冲破日本市场封锁线的过程中，谈判代表意外地受益于一段历史故事。因为大藏省的许多老人仍然记得一位命运多舛的艺妓。1904年，杰克·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住在横滨，除了收集日本的艺术品，还赎回了年轻艺妓加藤由纪的契约，并与之结婚。由于由纪·摩根遭家族排斥，这对夫妇只好定居巴黎。乔治于1915年死于西班牙，由纪继承了财产。由纪的信托基金由J.P.摩根管理，该公司在“二战”期间无法向她付款。战后，时任董事长亚历山大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访问科隆，找到了由纪的下落，不仅支付了所有的利息，而且连复利也一同支付。后来，由纪迁回京都，她告诉邻居：“摩根永远值得信赖。”让人意外的是，当记者提到这个细节时，金立群马上说：“对，在463页。” 第三，摩根的用人艺术。书里有一处记述哈里·戴维森慧眼识人的故事非常有趣。杰克接班后，把权力分给戴维森。当时，戴维森正在考虑新成立的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财务总管人选。汤姆·拉蒙特和戴维森是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邻居，每天坐火车班车到曼哈顿上班。1903年的一天，在回家的途中，戴维森一看到拉蒙特，就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听了戴维森的提议，拉蒙特笑着说：“可是我连银行业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我一直是向别人借钱的，而不是把钱借给别人。”戴维森说：“很好，这就是我要你的原因。像你这样无畏的借款人，理应成为谨慎的贷款人。”戴维森不可思议的直觉，让拉蒙特这个穷牧师的儿子最终成为华尔街最受人敬仰的银行家。 又如摩根前董事长韦瑟斯通，在“二战”期间从事战斗机的模拟计算，这个工作就是计算油能够维持飞机在空中有多长的飞行时间，算得最好的情况，就是战斗机降落后，油箱里还剩一滴油。有着英国工人阶级口音的韦瑟斯通，出身贫寒，后来他去了美国，被时任J.P.摩根执掌人普雷斯顿看中，一步一步将其提拔上来，直至登上董事长之位。韦瑟斯通说：“我一直留在伦敦的话，恐怕就到不了这个位置了。我当学生的时候，连鞋子都买不起，却在美国成了J.P.摩根的董事长。” 金立群对摩根的用人之道深为感慨,美国确实存在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鼓励创新精神，鼓励勤奋,以能力评价人才。摩根“不但能够看人,也能够找到一批有能力的人”为其服务。金立群说：“选人非常重要,有了人就有了好的经营理念、经营战略,留住了人,企业才能发展。” 1907年的危机，2007年的危机 提起金融危机，人们习惯性地想到1929年的大危机，但从1907年的金融危机算起，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危机才真正称得上“百年一遇”，“千万不要小看1907年的危机，其危机的性质和2007年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是资产泡沫过度引发的”。那么，不同的是什么呢？ 1907年的世界，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百年后会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它带来的恐慌主要被限制在美国国内。实际上，1907年的危机最后形成了一个制度上的建设—造就了一个美联储。在皮尔庞特发挥了准政府的作用后，人们感到，“我们的前途怎么能寄希望于一个老头呢？”皮尔庞特在危机中的表现，使政府和民众醒悟了，现有的金融体制存有漏洞，当人们紧抱现金，银行招回贷款时，如果没有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突发信贷紧缩，市场信心必将遭受重创，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贷款者。皮尔庞特左右金融市场的个人作用，有力地促使美国政府建立并强化监管机制，以取代个人影响。金立群强调，“从美国在制度建设上跨出的一大步，其实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社会的反应能力，修补、纠正制度缺陷的能力，是很强的”。 那么，美国今天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1989年推倒柏林墙后，当时出现了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自由化思潮，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都提出了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强化了“信奉市场”的理念。“让市场尽可能不受干预地发挥作用”这一大思潮威力巨大，东欧剧变、苏联瓦解后，不仅仅在政治上发生了重要转折，在经济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转折。 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放松管制成为一种趋势。放松管制所起的作用就是瞬间将市场的能动作用释放出来，而同时这种能动没有受到适当的限制，那么它一定会去“搞破坏”。在金立群看来，现在不是监管的条条框框和规章制度少的问题，关键是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被监管者和监管者都没有负责地执行规章。只有在深刻地认真地检讨了执行力度之后，才能考虑有哪些漏洞需要制定新的法规、法则，“因为如果市场被完全束缚了，肯定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的损失同样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损失是一种看不见的损失”。 安然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了《萨班斯法案》，引来一片争议声，认为其使企业付出的代价过大，而且这个法案并没有阻止本次危机的发生。这说明什么呢？出现危机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立新法，加新规定，“但我们首先要看的是，现有的法规是否能解决问题，还是在监管方面存有漏洞”。安然事件中，如果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作弊，就属于“企业行为”；如果是普通职员渎职，那就是“个人行为”，区分这之间的差别有助于监管当局检讨现有的监管条例及执行条例的力度。 在总结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时，金立群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是政府的监管始终要跟得上形势的发展，跟得上市场创新的步伐，对各种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实际情况。 其次是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始终是重要的。虽然一个企业必须盈利才能在市场上立足，但如果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最终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次危机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雷曼兄弟的迷你债券让很多无辜的投资者上当受骗，如果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有很严谨的行为准则，这种事情是能够避免的。追求盈利超出了企业的道德底线，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客户，还有企业本身。 最后，现在有一个现象，企业都希望做大。金立群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强、做实，没有一定的规模，谈不上有强大的力量，但有规模不等于有力量，应该成为最好的、最强的、最能抗风险的。摩根不是没有条件发展成全美甚至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但它不追求这种表面风光，它追求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是最强的。金立群说：“规模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是要看质量是不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