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25日，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后(此文最先于3月10日发表在学术杂志《文艺研究》上)，“汪晖涉嫌抄袭案”逐渐脱离学术争鸣的范畴而衍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国内学界甚至公共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论争。一方面“倒汪”派严词批判汪晖的抄袭行为，要求清华大学调查抄袭事件；另一方面，“挺汪”派则质疑王文的动机和根据，否认汪晖涉嫌“剽窃”。
6月6日和8日，海外学者林毓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采访时，敦促清华大学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对汪晖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并言辞激烈地提出如不任命调查委员会，清华校长、文学院院长就应该下台。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汪晖涉嫌抄袭事件的争论边界扩大化了，把争论双方背后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也带了进来，把本还有些遮遮掩掩的立场之争、意气之争挑明了。6月9日，李陀发布了致林毓生的公开信，对他的一些言论进行商榷。新的一波讨论又开始了。 为此，本刊采访了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他们就此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民周刊》:90年代以来，汪晖一直是中国大陆学界的焦点人物，比如长江读书奖，比如《读书》换帅，还有这次的“涉嫌抄袭”，你如何看围绕着汪晖引发的争论？
蔡翔:坦率地说，汪晖的一些观点，我未必完全同意，个人之间，也并无多少私谊可言。而且，我担心他晦涩和玄奥的文风会给青年带来不怎么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仍然同意汪晖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一系列的著述搅动并带动了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激烈辩论，正是在这一辩论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逐渐深入。即使就这一点而言，汪晖也有着他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同意他，还是反对他。当然，近十年来，他也一直置身漩涡之中(这也实属罕见)，包括最近的“涉嫌抄袭”，其中，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种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比如，在这次“涉嫌抄袭”的争论中，有些辩论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他是所谓“新左派”的领袖(我也不清楚这个“新左派”到底有没有什么“领袖”)，等等。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没必要过分掩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汪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各种思想和观点冲突的场域，我不知道，这是汪晖的幸还是他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这是中国学界的幸还是不幸，尽管有很多好心人总想把这些争论还原成纯粹的学术事件，但收效甚微。但是，如果思想争论总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未免令我轻看了这个所谓的“学界”。我倒是希望有人能够正面挑战汪晖，倒也不是汪晖那些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体系，而是他的基本观点，比如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基本判断，就我个人而言，这可能是我更为关心的。
陈晓明:关于围绕汪晖的争论，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是左右派的知识分子斗争的事件。因为我本人不在这些派别之中，所以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件归一件。因为汪晖学术影响比较大，受到的关注度高，有关他的事情会形成较大的社会反应。当然，这些“事件”一步步升级，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大，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在于中国媒体的能量越来越强大，有些影响力大的媒体可以有能力策划、制造和推动一些事件。围绕汪晖的争论，当然也跟人们的知识立场相关，处于不同知识立场的人们，对汪晖事件的看法颇不相同。这样的知识立场，可能不能简单划分为“左/右”两派的知识立场的分野。
王鸿生:我与汪晖素无交往，仅有的两次见面都在会上。去年曾想邀请他来沪参加一个关于鲁迅思想的研讨会，电话联系上了，他却没有来成。开始重视他的思考与我自己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学界朋友的异同，倒是在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当时，在那些我不怎么适应的论述语言中，我的确读到了另一种进入、理解、展开中国问题的可能。 直到现在，我仍感到90年代末爆发的那场论争所显示的重大思想分歧，至今不仅没有深入地、富有建设性地展开和讨论下去，而且越来越沦为非对话的派别之争乃至网上的意气之争，其实是特别让人痛心和失望的。但我仍要承认，自己还是从各方的看法中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其中，自然也包括汪晖所做的独特贡献。但无论怎样评价一个人，我都不赞成将汪晖或任何其他学者作为某一翼思想、立场的“象征”，即便他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便他作为“焦点”亦证明他已产生了实际的学术影响。 关于这次“涉嫌抄袭”事件，我也期待着汪晖本人做出回应，这有助于公众形成客观、全面的判断。 王斑:汪晖一直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他不仅在中国是焦点人物，在欧美学界，也影响极大，这点国内学者可能没有我体会的这么深。我熟悉的大多数海外学者，能请到汪晖来参加他们举办的会或论坛，都很荣幸。今年费城国际亚洲年会他能作为中国学者作主题讲演，应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骄傲。亚洲学会的成员来自全世界。去年在斯坦福访学时，每周他授课后我和他吃饭交谈，他的整个心思先天下之忧而忧，思虑最严峻的世界、国家、民族和文化课题，吃过晚饭立刻就到图书馆研究写作，直至深夜。汪晖绝不是盯着学术一桶金的那种势利小人。 所谓“抄袭”仍可讨论，虽然是学术规范问题，但规范也不是金科玉律。美国学界这种规范极严，有时过于束缚。我为出版社审阅书稿时，经常看到作者如履薄冰，写出的话似乎句句都要有注，注解喧宾夺主，自己有什么独到思想完全被窒息了。 《新民周刊》:林毓生先生作为1980年代以来在大陆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学者，他对汪晖的批评既涉及到学术纪律问题，也关系到不同的思想倾向，你如何看待林毓生先生的批评意见？ 蔡翔:林毓生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海外学者，他的许多著述，我都认真拜读过，而且甚有收获。我很钦佩林先生的正直和坦率，他敢于把学术规范争论背后的政治分歧公开出来，那些政治分歧的争论才是最为“令人向往”(李陀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