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群不知从何时起被划分为“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其间的界限说明确也明确,说含糊也含糊。但一个直观的判断是,前者似乎具有道德赦免权。 也就是说,一些事情在大众是污点,是不可原谅的罪恶,落在他们身上则成了瑕疵,甚至成了某种令人艳羡的东西。比如老百姓窃人财物为贼,大多数情形下,会被处以管教或有期徒刑;成功人士的原罪则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再比如,一般人嫖娼,那是一定要治安拘留,弄得他人财两空,但成功人士性乱,则可归之于情变婚变,无人追究。他们天然地被归入另类——不受道德约束的上帝特选子民。 这种道德不平等,有制度塑造的伟力,也不乏接受基础。他们就应该那样。有名无名,成功非成功,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道德壕堑,越过去了,你就自由了;越不过去,你就终生被它所束缚。 “人上人”,指的就是这种境界。在一个无道德束缚的世界里,一个人尽可以放纵自己的全部本能,从而获得连绵不绝的高潮体验,从此浪尖攀上彼浪尖。对中国百姓而言,大家事实上处于无道德状态,也都优哉游哉,各得其所,但相比成功人士所拥有的绝对无道德状态,却不免自惭形秽。有那样的标高存在,主流媒体和娱乐新闻每天灌输的就是成功人士天堂一般的生活:赚钱是那么容易,仿佛不经意间完成了壮举;美女如云,生活似乎就是确认今晚跟哪种媚态的异性同眠;奢侈品唾手可得,无非是选择哪种款式而已。他们的举手投足都处在镁光灯前。世界不过就是围绕他们旋转的木偶罢了。 童话即现实,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熠熠生辉。成功者生存而且主宰宇宙。 唐骏就是这榜样中极其耀眼的一个。 这光芒更多地来自于他的自我炒作。 “打工皇帝”是他找到的概念。是能激发渴望成功者的特别炫的标签。 “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更是令人血脉贲张的口号。 他的成功哲学是,“会做人、会做事、会作秀是升迁捷径”。“第一,我有机遇,也很勤奋。第二,我会做人。”他觉得,性格是职业经理人获得成功的核心因素。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成功4+1”的理论——1代表性格,其他四个分别代表:勤奋、激情、机遇和智慧。只要性格好,搭配另外四个里的随便哪个都能成功。他对“好性格”的定义是——不挑剔别人。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企业在经营。” “不谈能力的话,我绝对是最有经验的。我可以在世界一流的微软公司工作,也可以把一个小公司做成非常知名的互联网大企业;我也做过创业型公司,更重要的是我有资本市场运作的经验……我相信,有这么多经历的人应该不多。有人在外企做得好,有人在民营公司做得好,有人在资本市场上做得好,但将这三者综合起来又游刃有余得像我这样的人还没有。” 他的成功哲学其实就是工具论哲学,消灭个性,把自己训练成企业所需要的螺丝钉。而他的三做原则“做人做事作秀”,充满心机与计谋,更是张扬着投机主义的激情。以设计为先导的人生职业规划,无忠诚与诚实,炫耀的是泥鳅式的生存升迁技巧。可以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职场厚黑学。
一切可怕的标榜都是陷阱。唐骏自始至终的高调,运用的是“假戏真做”:假话说三遍就成了真话,而且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有相当厉害的杀伤力。他们或许会把这看做个性,唐骏自称“喜欢简单和坦诚”,标榜自己“阳光、开朗、负责。” “如果一个男人一定要选择一样品质,我选厚道。”这些完全由正面词汇组成的唐氏核弹,按预期击中了渴望成功的无数颗心。
对欧元区的悲观情绪是否过头了,就像欧洲央行(ECB)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上周所说的那样?
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将中短期经济前景与货币联盟的长期可持续性区分开来。所以,让我们理清思绪,仅仅关注第一点。我们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复苏(如果有的话)? 2010年上半年期间,欧元区享受了接近于零的名义短期利率、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挫及扩张型财政政策。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最近德国工业订单的增加,以及德国商业界乐观情绪的复苏。 在我们跨入下半年之际,这三个因素中有两个正在发生改变。首先,我们看到了政策推动型的货币政策紧缩。特里谢有关利率上升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立场无关的声明,可谓是大错特错。他无法鱼与熊掌兼得。 当去年受到批评,称其未能推动官方政策利率下降至零时,欧洲央行正确地指出,欧元隔夜平均利率指数(Eonia)这一货币市场利率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该利率直到不久前还一直为0.3%。由于最近流动性政策的转变,Eonia上月跃升至0.5%,如今已回落至0.4%。 一些对此做过计算的经济学家估计,流动性状况的收紧将逐步推动Eonia接近回购利率——欧洲央行的官方政策利率,目前为1%。换言之,欧洲央行的不作为,事实上将会推动利率上升近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为25个基点。 要将Eonia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需要欧洲央行要么大幅下调主要再融资利率,要么大幅增加政府债券的购买,要么恢复对银行提供更具扩张性的流动性支持。 我认为前两种方法不太可行,而第三种方法目前还没有获得共识。 其次,欧元兑美元汇率最近的上升意味着,欧元不再是朝着会引发对欧元区制造产品积极需求冲击的方向行进。欧元区依赖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竞争力提升的经济复苏策略,可能会因汇率的上升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是,财政政策依然宽松——与收紧的流言相悖。2011年,政府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会温和收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为下降0.5%,法国可能更少。未来几年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温和收缩。 如果一场普通的周期性复苏已经拉开序幕,上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将是合理的。但考虑到近期经济衰退的深度与金融危机的持续存在,我认为,推迟实施财政与货币退出政策,直到复苏牢固确立,这会更为明智。 但即使是我也并不认为财政整顿会引发双底衰退。前美联储(Fed)副主席艾伦8226;布林德(Alan Blinder)上周指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仅为1%,那么0.5%的财政收紧就会将你推到衰退的危险边缘。我的担心是,欧元区可能最终会陷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增长均衡,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 那么,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悲观主义者认为,鉴于金融压力持续存在,以及工业化国家公私部门的全面去杠杆化,全球经济不太可能强劲复苏。 乐观主义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难以得到零和结果的人——将全球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外汇收支差额加总后,他们无法得到按定义必须等于零的结果。 另一类是理性乐观主义者,他们对私人部门需求复苏的预期,必定建立在回到比危机前更严重的全球失衡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一次,欧元区将会做出积极的贡献。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状态。 悲观主义者会辩称,全球需求增长的强度将不足以支撑欧元区自我维系的复苏。就连相信这种可能性存在的理性乐观主义者可能也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失衡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如果你就是这么期望的,那么你并非一位真正的乐观主义者。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这场论战的各方其实就是忧心长期前景的悲观主义者、并非真正乐观的乐观主义者、以及只能说‘嘿,我们的情绪指标看上去很好‘的乐观主义者。换句话说:对于比非常短时期更遥远一些的经济前景,目前尚未找到乐观的理由。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