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戏剧性的历史会见 口述|孔丹 我们2008年9月22日到纽约，就是在雷曼兄弟垮台的一星期，实际上美国喜欢周末做决定。 9月15日是星期日，9月14日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高盛成为商业银行。事先约了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雷曼4家投行的CEO见面，其中雷曼见不到了，而其他的都会见了，这是非常戏剧性的。 每家发生的情况不一样，高盛CEO仍然比较自信，认为他们的能力被市场低估，他们对自己的盈利能力和管控能力有信心；摩根斯坦利的CEO在应对重组，很疲劳；美林CEO庆幸及时地跟美国银行“结婚”，如果他们不“结婚”，而与雷曼“结婚”，美林就完了，此举保住了美林几万员工的饭碗。他们的故事如果展开，全是头条。在保尔森最近的著述《峭壁边缘》中，详细描述了那段过程。 中信大而不能倒 关于混业经营 《英才》：中信是国内第一家金融混业经营的集团。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华尔街混业经营的趋势有所改变，甚至可能回到30年代的美国。你怎么看中国金融业的未来？ 孔丹：他们是我们的老师，老师出了问题，我们也要想一想。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综合经营的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该简单的模仿，对风险控制的问题，无论是流动性管理还是经营使用杠杆，如果你是从服务对象的需求上看，我个人一直认为混业经营是好的。 但是，加强金融监管的潮流是对的，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对的。不能由金融机构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 《英才》：混业经营更适合现在的中国金融企业？ 孔丹：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业不会把自己的服务停留在传统的商业银行服务上了。他们必须适应客户的需求，提供投行业务服务，因为对机构来讲投行加商行的这种服务是有机会的。我还是认为中国混业经营是有利于客户的，问题是能不能把内部的防火墙做好，从经营的角度把不同风险控制要求的业务能够协调好，能否把不同性质的金融业务真正提供给有需求的客户。 关于关联交易 《英才》：中信如何协调不同风险控制要求的业务？ 孔丹：中信集团的业务是历史形成的，它既不像美国的金融控股集团，上面是一个控股集团，下面是百分之百的子公司，也不像欧洲的全能银行，它里面是不同的业务线。中信是什么情况？集团下面是我们控股的公司，比如中信银行我们控股62%，中信证券我们控股24%，中信信托我们基本百分之百控制，保险我们控股50%，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有一些特定的问题要处理，就是我们的关联交易。 所以中信集团原来有一个中信控股，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它的任务是三个：一是对我们金融机构的审计；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IT平台；还有就是业务协同和产品交叉设计、营销。最近，我们又在中信控股的基础上建立业务协同部，这样一个职能部门，专门为各个机构之间的业务协同、业务交叉，对客户综合服务等方面做一些协调工作。 《英才》：那么这个平台能避免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吗？ 孔丹：我们会按照监管要求，把一个时期一定量的关键交易在相关的金融机构一次性通过，也可以大规模关联交易，但这些都是要通过与小股东会谈，而不是我们大股东说了算。中信国金股权由集团卖给中信银行，这也是关联交易，是由中信银行的小股东决定的。还有中信泰富出现问题的时候，中信集团15亿美元增持，这样的案例也是小股东决定的。中信集团的业务由于金融、非金融的存在，还有相当一些机构都是上市公司，我们有11个上市公司，我们很多业务会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很多人认为是负面，其实关联交易说到底是股东利益的协调问题。 关于银行业再融资 《英才》：最近半年间，A股市场中14家上市银行为补充资本金进行再融资，包括中信银行的165亿次级债，已经公布的融资计划达到3680亿元左右的规模。但这对于不断向下走的中国股市来说，似乎有抽血的嫌疑，你怎么看银行业的再融资？ 孔丹：这个问题是市场容量的问题，监管机构对于上市银行的再融资计划安排也还是有序的。另外，我觉得中国的股市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很好的时候却反映不出来好的一面，是不是这样？资本市场跟经济变化波动的一致性不太够，而且它跟政策的关系比较密切。 对整个银行系统来说，补充资本金是一个很正常的事。2009年，刺激经济，流动性放量，这种放量带来了银行的信贷规模释放很快，我们中信银行的贷款规模增长是比较高的，年初的贷款余额是6000多亿，年底是1万亿，消耗之后需要补充，而且也有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的要求。 《英才》：但这似乎对中小投资者构成了一种伤害？ 孔丹：这个事情不仅要看到短期的资本融资效果，还要看中长期的效果。中长期来说是为了银行业的健康，符合资本控制管理的要求，这对于投资人是有利的，但是一定时期内的确使投资收益摊薄了。 关于人生经历 《英才》：你身边有很多的名人，你的家庭也很不一般，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谁？ 孔丹：我的父亲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有很强的隐忍能力，遇到挫折比较从容淡定。在“文革”中坐了七年监狱，67岁才出来，语言能力都有点障碍了，但他恢复工作能力后，为党工作一直到去世，可以说是百难不移其志。我的母亲受到的是清高节操的传统教育，非常刚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她对我的影响就是秉持自己的本性，坚持原则。可以说，这两方面在我身上有所结合。 还有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的导师等等。我们四中一直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一直坚持下来，从少年时期一路走来，对四中的记忆是很清晰的，那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我相熟的同学们，陈元、安民、马凯、秦晓等，还有我的弟弟孔栋，都是这样的。 《英才》：少年时期，你比较张扬反叛，但之后的经历却极其低调，似乎反差很大，这是怎样的变化？ 孔丹：当年，我是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1965年，中学恢复吸收共产党员后，我是北京市第一批两个学生党员之一，这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经历学生领袖、被迫害，上山下乡……经历的比较多，也就有了自己内在的不为所动，生离死别也好，巨大的冲击也好，都可以比较淡定地去看待和应对。 中信泰富的教训 “曾经是中信集团盈利最大的公司。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口述|孔丹 中信泰富的问题？那是一个故事。 2008年初，高盛的CEO来北京，我们俩有过一段对话。我问他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在次债和另一些金融衍生品出现问题的时候，还能赢钱？ 他回答说：我们整个高盛一直保持着对市场的高度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然后，他反问我怎么看？ 我说，我感觉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有资金，要有流动性。那时候，我们中信银行上市融资60亿美元，中信证券又是几百亿人民币，从各个层面，我们集团整个融资了大约1000亿人民币，2008年初中信的资金比较充裕，所以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心情是比较稳定的。 那时候，我跟一些外国的金融机构交流，他们觉得中信做得不错。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中信比不了你们，中信是比以前强大了，但是还没强大到能承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程度。 2006年，中信60多亿的净利润，2007年经过努力做到了160亿的净利润，上了一个历史新高的台阶。结果，2008年中信泰富外汇交易的147亿港元亏损就来了，最高的时候，亏到了180亿港元。 我认为中信泰富是一个运行非常良好的上市公司，既是蓝筹又是红筹股，曾经是中信集团盈利最大的公司。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救还是不救？
中信集团只占有中信泰富29%的股权，但它的亏损带来的不光是相对于股权权益上的影响，中信泰富还面临财务信誉危机，很多金融机构对它开始怀疑，这也会给整个中信带来信誉上的影响。 中信泰富已经大到不能倒了，倒了就出现连锁反应。所以，我们在一个周末，由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提出方案，从早到晚开会研究，研究它带给集团的风险有多大，研究拯救它的方案结构，研究集团能承受多少亿美元的损失。 最终方案基本上分两个部分：当时泰富股价从24港元跌到了6港元多，我们以8块钱的价格向泰富注资了15亿美元，我们的持股比例从29%上升到57%。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在1澳元兑0.7美元的价位上，接手泰富2/3的合约，大约57亿澳元的交易，也就是把损失分开了，0.7美元以下的损失由中信集团承担。那时候，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基本在0.68，但市场一边倒地看澳元往下走。 我们刚刚做完，你说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怎么变？0.69、0.68，又到0.65、0.64，甚至于到0.6，相当于我们赔了20多亿港元，然后又回来，0.71、0.72，后来熟悉关心我的人，见面跟我打招呼就先说：“已经0.73了。” 所以，我们要研究它的走势，做了最坏的准备，希望损失不要使我们全年的净利润低于100亿，最后我们在2008年经营的结果是142亿，比上年低了10%。 2008年的12月中信泰富股东大会，方案以99%的高票通过，因为其他股东们如果不接受我们这个方案，整个的股东利益，无论是小股东、大股东，会玉石俱焚。 我们是人努力，也要天帮忙。因为中国经济成长带来资源的需求，帮了澳大利亚，也帮了他们的澳元，汇率变动每1分钱对我们的交易都是约2亿港币。我们每个月都要执行十几份合同，到今年10月就结束了。 这样的事来了以后，突然间我会想明年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中信集团是什么样子？遭受了打击以后，我们履行的责任能否很好的应对？ 这可能和我在监狱里面头呆过有关系，要活下去、要生存，还要忍受，所以有人说我这人每临大事有静气。我看最近电视剧《手机》挺好玩的，那个河南人说：我什么事都扛的住，就怕事小。最后一次，他说他实在扛不住了。 中信泰富事件，实际上是一次教训。我们的风险控制能力确实相对不足。当然，中信泰富本身也存在的风险控制的问题，为了做澳大利亚的铁矿，本来做一些货币的保值或者对冲，但是选错了产品。由此引起了我们对管理的关注，对中信发展的战略思考是最重要的。转年，我们成立了风险控制部，对风险有了更严格的管控。 总体来讲，中信是靠自己的积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甚至每一场危机之后，我们都比原来更强壮了，每一场危机之后对自己看的更清楚了，而且我们取得成绩也没有丝毫的可以懈怠和满足的，讲到这些事情，我经常说，可能我们努力只占3成，老天爷帮助占7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