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跨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刚刚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一种已经研发了10年之久的抗肿瘤药,在研发的最终阶段被证明药效不如竞争企业的同类药物。一夜之间,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十多亿美元打了水漂。
这种失败并非第一次。2004年,因为当年应该“出成果”的4种新药被证明不成功,阿斯利康公司差点“挂掉”。“2004、2005年的时候,我们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掉,直到2008年才算缓过来。”说到那次起死回生,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尹旭东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根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数据,目前跨国药企在中国医药市场所占份额为27.7%,这部分市场被大约25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占据,而剩下72.3%的市场,则由8000余家本土药企瓜分。 从这个数字上看,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药企之间的竞争似乎并不那么激烈。但由于大部分业务为创新药,跨国药企的研发风险极高。即便是阿斯利康这样在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上排名前5的公司,也很难承受一年中4种新药同时研发失败的打击。跨国医药巨头竞争的战火“硝烟”不在市场上、而在实验室里燃烧。 阿斯利康一向以创新品牌药见长,其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21种药物中,只有4种是价格较为便宜的基础药物,其余都是走高端路线的创新药。根据医药行业专业调研机构IMS Health的数据,目前阿斯利康的药品销售额在中国医药市场排名第二——在2009年辉瑞收购惠氏前,阿斯利康一直排在首位。 但这样的排名并不能令尹旭东完全满意,因为“在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1000万是阿斯利康的消费者,我们其实只占了金字塔尖的一点点市场。” 创新药的高昂价格是阿斯利康大幅度扩展消费群的主要障碍。于是,随着中国新医改政策的逐步推进,阿斯利康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B计划”:基础药物将成为这家跨国制药巨头下一个10年的发展重点之一。 对于外资药企是利空 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基本药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外资药企是一种利空。 一直以来,跨国药企在中国的主要客户是一、二级城市的三甲医院,在高端药市场具有绝对优势。但是3年前开始酝酿的新医改政策与这一市场似乎“背道而驰”。 在2009年8月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包含的307种基本药物中,外资原研药的数目屈指可数,新医改的主要方向是保证基本医疗覆盖。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不少跨国药企采取了降价策略。像默沙东就将其明星药物舒降之降价50%,成为了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首个外资原研药。有外资药 企管理人员表示,如果能进入“目录”,“即使降价20%-30%也是值得的”。对此,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基本药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外资药企是一种利空。 好在,阿斯利康对此早有准备。3年前,阿斯利康中国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CIA”(commercial innovation andalliance,商业创新和协作)小组,每年耗费一两千万人民币经费,对市场前景做各种尝试和分析。他们探索的问题包括:农村卫生站和社区医院需要什么样的药?什么价钱的药在那里好卖?各地政府的集中采购会怎么操作?……通过3年的实践探索,阿斯利康发现4种基础药物在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卖得相当不错,其中最便宜的一种是治疗心动过速、高血压的倍他乐克,价格为5角钱一粒。即使与本土药企生产的同类药物相比,这个价格也很有竞争力。事实上,阿斯利康在中国销售的21种药物中,已有20种进入了基本药物目录。
要在普药“大”舞台上继续发挥,阿斯利康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扩大生产能力。 此前,阿斯利康没有并购过中国本土药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研发能力还是生产能力,本土药企对于阿斯利康都缺乏吸引力。 不过,在大力发展基本药物的B计划驱动下,这样的局面或许很快会被打破。“未来一两年内,我们是有可能收购本土企业的。”尹旭东说道。 中国模式 阿斯利康在中国可以有、也应该有基础医疗产品。2009年,中国医药市场的规模由6年前的84亿美元扩大到250亿美元。据拜耳公司的最新估算,10年后,这个数字将变为2200亿美元。 面对这块巨大的蛋糕,2009年,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跨国药企宣布在华增资。 一年中,礼来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研发总部;赛诺菲-安万特的全球第四大研发中心在北京落户;拜耳投资1亿欧元在北京建立全球性研发中心;阿斯利康投资1亿美元的上海张江园区也于2009年9月正式奠基,尹旭东将阿斯利康未来10年在中国的年增长率定为22%…… 截至目前,仅在上海一地,外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已达80多家,占上海外资研发中心总数的38%,位列全球500强企业的12家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中,已有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 “过去国外总公司的长处是创新品牌药,所以中国公司就直接把那些药拿过来卖。”尹旭东说。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普药业务几乎是中国独有的,这与中国医药市场的大环境有关。据尹旭东介绍,欧美国家对制药企业监管严格,因此,全美国只有不到200家药厂,而且各有所长,“所以,在欧美,基础医药体系不需要阿斯利康这样的公司去做。”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国内医药产品的低价恶性竞争严重,如果有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参与到这个领域,有助于药品质量的提高和行业的整合。”尹旭东说道。一旦在中国试验成功,普药模式将被作为阿斯利康的新模式,向其他新兴市场推广、普及。 “本地企业质量的提高和行业的整合一定会发生。”在尹旭东看来,如果中国医药行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未来应该从8000家小企业分散竞争的格局变为15-20家能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大型企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任务是保证阿斯利康成为这15-20家中的一员。”阿斯利康看好低端 《英才》:你认为中国本土药企在研发方面没有希望吗? 尹旭东:对本土药企来说,研发和知识产权是他们的软肋,要赶上来,至少要10年时间。但我相信,10年以后、30年以内,中国会出现一批有研发实力的本土企业。其研发人才大部分会来自跨国企业。 《英才》:有人说跨国药企之所以在中国扎堆建研发中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 尹旭东:我们做过统计,100个研发失败的药里,只有20-30个是因为药本身有问题,此外的失败都是因为在研发过程中犯了人为的错误。而医药试验是不能重做的,不可能在发现错误后重新做一遍。因此,在对研发人才的招揽上,跨国公司几乎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我们不可能因为低成本才来中国开研发中心。 跨国药企集中来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科学家的质量在逐渐变高;二是可以研究一些中国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比方说我们在张江的研究中心,只研究消化系统的肿瘤疾病,比如胃癌、肠癌等,而在国外,消化系统疾病的研发是冷门。 《英才》:习惯了创新药、原研药的高利润率,阿斯利康还能看上普药、仿制药的微薄利润吗? 尹旭东:虽然基本药物看起来利润低,但考虑到创新药的研发成本,总体来说差别并不大。单个创新药的利润率固然高,但风险也要高得多。高利润是对高风险的补偿。再大的跨国药企,要是连着三四个药在最后一步、花了十几亿美元之后失败,就完蛋了。我们的科学家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有些人十几年都在做一个药。我看到过科学家因为研发失败而痛哭流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