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比较年轻，因此证监会只能负担起保姆的责任。 文|Daniel 出处|《英才》杂志8月刊 沪宁高速上，为了排遣长途奔波的沉闷，国内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负责人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解国内投行的发行流程，说的主要是证监会如何难以对付，发审委委员又多么挑剔。
“你们居然要在监管机构和交易所身上花这么多工夫？”来自国外交易所的中国代表插了这么一句，“在英国和美国，企业上市虽然也需要和监管机构以及交易所打交道，但那却不是关键。如果机构投资者拒绝认购股票，监管层放行也没用。” 一句话道出了国内和海外上市最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把关者是谁？最难过的门槛又是什么？在国内资本市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证监会，而在国外，监管层却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了投资者。 曾经有一位从业十余年的老投行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投行推动企业国内上市，所做的工作就好比应付笔试和面试，证监会是考官。保荐人、律师和会计师做的一系列文件就是笔试资料，而最后的发审委核准会议则好比面试。”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情。 但这并不是证监会的错，国内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实在太少，因此只要有新股上市，就必定会引起一轮疯抢。久而久之，打新股形成了一种传统。但是在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余地很大，而监管层也乐于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笔者曾经跟踪过SOHO中国（H股上市）和先声药业（纽约交易所上市）的海外路演，企业家和投资银行为解答机构投资者层出不穷的问题，所花的力气丝毫不逊于国内投资银行在面对证监会之前所下的工夫。 “要知道，投资者并不比监管层好应付。”JP摩根的投资银行家说，“尤其是那些从业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他们有着很强的判断力。” “港岛的投资者应该比内地股民更理性。”在香港尖沙嘴的一家茶楼里，第一上海的经理说出了背后的真实原因：“那还不是因为我们交的学费多。” Anthony Bolton是彼得·林奇之外，富达的又一位传奇基金经理。其在2007年接受笔者专访的时候谈道，“作为基金经理，我也在努力寻找市场上的优秀企业，自然不会放弃每一个挖掘金矿的好机会。”突然他话锋一转，“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也希望企业家或者中介机构在和我沟通的时候，能够抓紧重点，言简意赅。而且，要骗我，也很不容易。” 海外监管层能够有勇气让投资者承担最后的把关权，也是因为投资者的理性。说到底，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比较年轻，因此证监会只能负担起保姆的责任。 在创业板推出之后，中国发行市场定价和销售力量不足的劣势更加明显，因此证监会也必须推动改革。 “按照国际经验，加大新股的供应量就可以让投资者有更大的选择——目前中国投资者的选择太少了。”第一上海的经理出了这样的主意。 但是证监会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建议，尽管它也希望改革。但是在中国投资者还不够成熟的环境，突然加大新股发行量，很可能让市场发生混乱。从一系列事件的处理来看，证监会不愿意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之前已经成功通过发审委核准的立立电子，由于遭媒体披露其发行存在重大问题，证监会就通过二次上会否决了之前的通过决议。 连立立电子事件的处理都小心翼翼，证监会绝不可能突然改变目前的发行秩序。如果按照国外投行的思路，彻底打开市场化大门，因而引发股市暴跌，甚至股民的群体性事件，后果也不是证监会愿意看到的。 因此，尽管市场化是不变的目标，证监会也只能推进渐进改革。事实上，证监会当前推动的新股发行改革，其主要意图就是能够强化机构投资者在定价方面的权利，而下一步的改革只能留待投资者的成熟，以及专业投资机构，比如基金公司，管理能力的提高。（作者系财经媒体人，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