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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总量上来说，2010年更需要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去年此时，全世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创新，都在寻找新的产业革命的支撑点，这个创新本质上就是供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转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只要真正地形成有效的供给，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中国都不乏需求来支撑。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技术创新的落后，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一个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刺激经济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另外一个就是90年代的美国放松了技术创新，靠降低利率、降低准入门槛来刺激需求，催生了一大堆低效率的项目，这些差的项目在刺激需求之后，导致资金需求量增大，资本价格随之上升，利率就要回调，但是利率一回调这些项目支撑不住了。所以，摆脱经济危机最根本的还在于通过产业革命或者新技术革命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即从需求转向供给。
2009年中国在保增长和扩内需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调结构却成就不大。一个原因在于，短期的结构变化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再有就是调结构往往会服从于保增长。
我们现在这一轮调整当中，很多地区的战略上升成了国家战略，包括最近热炒的海南岛，本来是地方的发展规划，现在上升为国家行为，这就表明国家在从均衡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角度构建整个区域经济的结构，这是调结构很要紧的一个方面。
再有，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恐怕要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何春梅
夏斌应尽快调整税收政策
口述|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房地产业与经济大势的关系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夏斌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房地产市场作为直接涉及当前经济复苏的主力因素，在2010年仍然会担负重要角色，但应以消费品市场为导向，削弱房市的虚拟资产因素。
过去的土地使用权拍卖和住房货币化道路是正确的，经济中土地和住房两要素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也是今后仍需进一步坚持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房价涨到低收入百姓通过货币化已无法实现住房基本需求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是改革的初衷。
毫无疑问，房地产业对一国GDP增长的贡献度会日益提高，其支柱产业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客观上讲，无论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增长，还是美国危机后现今中国经济的复苏，房市作用不可抹杀。
必须认识到，如同国民经济中其它支柱产业一样，房市发展速度同样是有限度，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否则日本和美国就不会发生危机了。在某一时期，由于支柱产业的过度推动，一国经济可以表现为增长形势可嘉，但这并不表示该国经济本身就不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也不意味从长期看一国经济可以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
在中国，由于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不断趋低，美国危机后，中国出口减少，增长受阻，因此只能靠投资，靠房地产过度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是如此，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同样是如此，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住房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美国危机后，全球货币供应过多。物价上涨预期压力加大，中国现行房地产政策取向又处研究调整、不完善、不明朗预期下，购房投资的金融资产属性成分日益上升，这更是不争的事实。
而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虚拟资产属性越大，对一国经济周期波动、稳定宏观经济的负面干扰越大。各国经验与教训证明，凡是将房市主要作为消费品市场的，该国经济波动小，稳定增长，如德国；凡是将房市主要作为投资品市场的，情况相反，如日本、美国等。
因此，中国在近阶段，运用经济手段削弱虚拟资产市场过度波动，同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要求。
那么，对于房地产这个过往看来并不容易驯化的支柱产业，2010年又当如何调控？如何发挥其稳定宏观经济的正面影响呢？夏斌认为解决高房价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要按不同需求，分类调控。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包括农民工住房），虽然仍坚持货币化方向，但是基本应以诸如廉租房等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在土地供应、卖地收益、财政资金等方面，必须首先满足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房需求。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专款专用，地方政府不得用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支出，必须在依法确保农民土地出让收益后，专项用于低收入群体住房建设中的各种优惠补贴及其相关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对居民纯市场化购房，继续鼓励跨期消费，但是对其按揭首付比例、利率优惠，应在具体测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走势的情况下，从国家宏观诸调控政策平衡出发，统一确定，并保持相对的稳定，尽量不因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助推居民购房预期的波动。
各地政府绝不能在国家规定的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未完成之前，在当前投机房未抑制之前，在各类购房需求混淆不清的情况下，轻易采取购房可退个人所得税等地方性政策，以国家“明天”的财力去维持房市“今天”的泡沫。
最后，通过政策引导，不鼓励居民从房地产这一虚拟资产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鼓励其从实体经济投资中获得财产性收入。为此，应尽快调整税收政策，使其投资仅能获得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相似的收入。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余永定刺激消费需求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外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在2010年尤为明显，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余永定表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调控难度变大。
从短期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外需的变化。中国出口强劲回升是国内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乐观估计的主要根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由于某种小概率事件发生导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美国之外的某些重要经济体，如欧元区出现严重问题拖累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也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出手快、力度大，迅速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也可能存在出手过快、力度过大的问题。2010年新增项目肯定会减少，如果由此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则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出现失速。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不如预期，继续保持较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仍难以避免。但今年增加投资的政策空间将大大小于2009年。
从货币金融角度来看，2010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般估计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最多不超过4%。但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走势很难判断。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股市、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也存在巨大变数。
从长期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产能过剩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出口冲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激化。
余永定认为，如果外部环境再次恶化，中国仍然可以像在2009年那样运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必将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尽可能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许可以把外部压力变成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