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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改革和国资改革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不能总靠把产品卖给外国人过日子，必须要靠内需。内需从哪来呢？首先穷人要有钱。即使富人买奢侈品，也是给外国人做贡献。解决中国经济动力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
国资也要改，现在这样肯定不行。目前国资政企政资不分，当然就会侵占别人的空间。企业和政府合一，谁能竞争的过呢？
另外一种呼声是全部都民营化，也是不行的。我们要肯定国资系统的改革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和政府的关系没有划清。国资改革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可以避免大型企业私有化使贫富差距更厉害，如果这些大型国企都私有，那么这些企业的领导富可敌国，如：唐骏给陈发树打工，就可以拿1个亿的年薪。如果工商银行私有化了，那当行长的人不是要拿10个亿了吗？大股东拿的就更多了。
另外，城乡问题、城镇化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城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土地改革。盖了这么多小产权房，怎么办？农民工进城，户籍怎么办？很多人不讲怎么做，只是唱高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不解决户籍和土地的问题就无法发展城镇化。
采访整理|高原
李稻葵启动国内大市场
口述|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相对2009年的“保增长”，李稻葵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2010年应当是“调整年”，是一个打基础的年份，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过分依赖出口和改革中的社会基础薄弱将是今年宏观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0年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较快增长年，但不是超快增长年，G D P增长速度恐怕很难上10%，今年政府着力点应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应该开启良好的结构调整开篇，为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未来三五年打基础。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5%，太低；而投资占G D P的比重50%以上，太高；出口占GDP的比重，尽管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贸易顺差都是7%、8%甚至更高。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外需等问题，已经让中国经济出现“日本病”的征兆。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未来几年将会遇到很大麻烦。
另外，现在很多改革政策推行不下去，一搞改革老百姓就提意见，甚至抱怨，实际上说明现阶段改革的社会基础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牢固。需要真正解决一些涉及到老百姓基本利益的事情：比如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须由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夯实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基础。
过去，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种观念要转变，劳动力成本是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优势是大市场，国内消费潜力很大，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也是看中大市场，要想方设法提高国内需求来化解我们的生产能力，从依赖出口转型依赖内需。
从夯实改革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启动国内大市场、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需要强调“宽财政、紧货币”,采用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比如，通过“二次房改”解决老百姓买房难、通过分红提高炒股获利。
“宽财政、紧货币”，一是要靠减税、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补贴等宽松的财政政策提升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是短期内必须要干的事情；二是增加资产供给，把资产价格控制和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让储蓄为百姓创造比较好的回报。
通常我们只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是现金流，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央政府潜在的力量。中央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它的负债，所以财政上扩充的空间非常充足，如果说中央财力过强也不为过，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国民经济调整结构。从三至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货币的存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中国应该是最高的。资产价格平均说来，比日本、韩国、香港高许多，这些都需要国家政策逐步疏导，不可能一夜之间把资金放走，也不能一夜之间形成改革，要用一定的方式化解。在未来十年之间，适当谨慎的货币政策是基调。
在对楼市等民生问题上，我认为一定要“二次房改”，不能靠现在的玩法，不能靠政府卖地和从房地产商中收高税，这样只能把房价炒高，现在只能是投资者买房子，需要住房的百姓反而买不起。买不起房，安不下心，都是影响科研水
平和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根本弊病和缺陷。“二次房改”不是否定一次房改，基本想法是政府不要卖土地，而是直接拥有这些房子，按照现代化方式，由开发商开发然后租给老百姓。
此外，虽然股票市场不能跟民生直接画等号，但股市也是影响一个社会百姓心态重要的方面。现在中国股市是靠点位，点位不涨，老百姓就垂头丧气。实际上，一个健康的股市即使点位不高涨，老百姓也应该从分红中得到好处。目前中国70%-80%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是不分红的，而国外很多公司，比如沃尔玛、BP等都是定期分红。也就是说，股票要为老百姓创造真正的回报，不靠点位而靠分红来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孙瑜
刘伟下半年要警惕滞胀
口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状况是银行流动性很充裕，却找不到有效需求。刘伟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不是简单的增量问题、扩张问题，而是需要强调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的危机带有输入性质，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率4—5个百分点，输入性质的衰退首先影响的是和出口有关的实体经济，即和国际市场有关的产业和产能，实体经济萎缩再影响银行。
我们的实体经济对银行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银行国际化程度并不高，这是它的防火墙，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些国有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和重组，逐渐央企化和垄断化，这些企业不仅有垄断利润，国家给央企的资本金注入也很多，而且大部分央企80%以上的主体都上市了，它不差钱，对银行参数的变化反应不明显；另外一块是受出口影响很大的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从制度和发展上来说，既解决不了担保、抵押问题，还受到“制度歧视”，中小企业即使需要钱也不能形成有效需求。
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大概是7—2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央行放出的流动性，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形成通胀。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如果这些积极的政策带动增长的效果很好，那么就算一两年后通胀起来了，也完全可以把宏观政策重新调整到压通胀、紧需求的状态，就怕这一轮措施下去之后，对拉动增长、启动就业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而且还造成资产泡沫化，这就是西方曾经遇到过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这恐怕是今年，特别是下半年我们要特别警惕的。
刘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很可能会发生三大重要的转折：宏观调控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从总量扩张转向调整结构；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强调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