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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消各种猜疑
李稻葵 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怨情”
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出口不降反升，说中国是搭了很多国家的“便车”，又指中国的经济恢复并没有给很多国家带来好处，称人民币估值过低，应该升值。
文|本刊记者 孙瑜 出处|《英才》杂志2010年3月刊
在拥挤的会场，李稻葵发现，刚刚与比尔盖茨擦肩而过，迎面又走来法国总统萨科奇，当韩国总统李明博带着一帮保镖，停在他面前时，才发现大家都在排队等候洗手间。
如此拥挤的会场反而让达沃斯充满魅力，以至于每年冬季，在小镇上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都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汇点，让全球政商领袖和学者踏积雪、爬山路、长途颠簸也在所不辞。
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每次换乘三次交通工具、花16个小时登上这座阿尔卑斯山脉最高的小镇，就为了获取全球经济的第一手资料。
2010年1月27日，第四次远赴达沃斯的他，深切感知在后危机时代，西方经济主体对中国态度正产生微妙变化。李稻葵告诉《英才》记者：打消因中国经济逆市增长带来的各种负面猜疑，是当务之急。
主流与非主流
反思企业追求目标不能完全以利润为评估，衡量一个企业里的职工业绩还应该看社会责任。
《英才》：对2010年经济复苏的态度上，你是觉得大家更有信心，还是更悲观？
李稻葵：跟一年前相比更有信心了，但并不是变为无条件的乐观，而是比较谨慎的。重要的是深层次的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不同的参与人员有不同的观点，有一派人认为应该彻底在价值层面上反思，有很多企业家谈到，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仅仅以利润为目标。
《英才》：企业家们最重要的反思是什么？
李稻葵：很多企业在反思，包括百事可乐的女CEO Indra Nooyi、谷歌CEO施密特等，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也在讲，企业追求目标不能完全以利润为评估，衡量一个企业的业绩还应该看社会责任，这是一种思维转型。10年前、20年前大家都认为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在赚钱，但是现在变了。
再一个反思是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大家认为政府在困难的时候要帮助企业，那么企业在经营好的时候，也应该帮助政府，互相要有责任。这一点在奥巴马的最高经济顾问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发言里面讲得非常明确，他说金融机构在过去这一年资产增加了5000亿美元，难道不应该拿出一点反馈给政府吗？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哪有今天5000亿美元资产的上升呢？
还有就是对金融监管的反思，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只不过有争议的是该怎么样加强，从哪些方面加强。现在美国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要求金融机构不搞任何的以自己盈利为目标的自营业务。理由是，自营业务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就是让金融机构自娱自乐，而且还是以政府的营救和担保为基础，一旦它玩失手了，政府就得担保，而它赚了钱归自己，这个很不公平。他们认为金融机构的最终目标应该还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自营业务应该彻底取缔。《英才》：非主流派的意见呢？
李稻葵：再有一派是萨科奇的意见，说资本主义要彻底反思，他的观点是非常极端的，批判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呼吁大规模实施政府监管，监管加强到各个层面。《英才》：西方国家还有别的反思吗？
李稻葵：西方国家还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政策。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考虑到本土中产阶级的利益，不能让本国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微软、英特尔、波音飞机等公司的全球化使得西方国家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是，全球化的过程也确实带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蓝领，甚至是低层次的白领工人失业，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西方的主流学者开始反思全球化。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它的中等收入阶层，如果这个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个是美国人的一个想法，他们首先要保证本国的中产阶层能够从经济恢复中获得好处。
西方人的顾虑
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涉及到中国，中国的话题已经全面化、深入化，甚至进入到每一个分会场上讨论。
《英才》：反思之后，怎样重建全球化的秩序呢？
李稻葵：这就要说到中国的角色，全球化跟中国有关。这次参加达沃斯，我有一个感想，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涉及到中国，中国的话题已经全面化、深入化，甚至进入到每一个分会场上讨论。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现在有一种“怨情”：认为中国现在是金融危机的一个赢家，在金融危机中出口不降反升，说中国是搭了很多国家的“便车”，又指中国的经济恢复并没有给很多国家带来好处，甚至矛头指向中国，称人民币估值过低，应该升值。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给予西方的配合不够，比如说气候变化，比如说伊朗问题。去年中国既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希望。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跟去年完全不一样。《英才》：有具体的例子吗？
李稻葵：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的论坛上，有一名负责气候变化协议的联合国高层官员称，现在世界都是各自为政，中国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容忍的。因为8%的增长，意味着很多二氧化碳的排放。《英才》：中国经济增长让别国有了各种说辞？他们对中国有没有寄予期望？
李稻葵：对中国的增长出现了负面的观点。对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说期望，倒不是说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按照国际的规则行事，让人民币升值，还包括期望中国在未来的减碳计划上起到作用。
《英才》：汇率问题，怎么打消西方的顾虑？
李稻葵：中国的利益是多方位的，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如果只谈经济利益，也不仅仅是出口一方面，我们还要产业升级，还要搞重点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城市化等等，所以我想可能不应该就个别领域，跟中国之外的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应该是所有事情一盘棋，统一谋划。汇率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值得考虑更加灵活的政策。《英才》：怎样灵活调整？
李稻葵：我们也要让步，要全方位的跟他们谈判。先封住别人的口，不要让别人在这方面做文章。以前我们就搞过逐步的升值，但奥运会以后一直没有升值。
《英才》：我们如何抓住西方国家调整的机遇，又不至于遭来“怨情”？
李稻葵：不能只宣传中国GDP的高增长和出口上升，不能只宣传中国产品如何厉害，这都不是重点。应该宣传中国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中国发展很不容易，是克服了很多国内的矛盾得来的，而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使得全世界投资者和劳动者受益，中国的发展是给全球带来新的商机，中国的前进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和谐，是让大家都共同发展，这一点要反复的宣传。
《英才》：总结一下，你今年参会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李稻葵：最大的收获就是获悉到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崛起还是猜疑多于信任。别国在跟中国合作、竞争上，困惑多于办法。比如要投资中国矿业，就担心中国有钱了，会不会把西方的运营规则给打破？我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中国一定要想方设法打消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猜疑，多讲合作，多谈理解，多谈困难，少谈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