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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多少道出了中国出口商们2009年的心境。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口企业便冰火两重天。中国出口额从2008年11月开始延续了13个月的负增长。不
过，2009年12月的出口数据终止了这种“不祥”的延续，出口超预期地同比猛增17.7%。问题是：外贸真的回暖了吗？
带着这个问题，《英才》记者走访了中国出口的前沿阵地——浙江。《英才》记者途径杭州、义乌、温州，基建项目此起彼伏，一派繁荣景象。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省也需要通过基建项目来“保增长”，出口危机可见一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94.8%，拉动G D P增长7.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9%，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46.7%，下拉GDP增长3.6个百分点。
面对这组数据，有人认为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变了，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靠内需拉动。后半句没有人会反对，但时机是否成熟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前半句却值得商榷。
中国还要打工
“在未来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还是‘三高’——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模式。”
人民币与美元的差别、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差距、《孔子》与《阿凡达》的冷热对比等决定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驱动力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别与个人喜好无关。正如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的，中美之间的储蓄和消费不平衡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中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尚处于工业化时期，美国已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是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美国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中国高度依赖要素投入，美国高度依赖知识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并不是要在这些初级加工品上与中国展开竞争。只要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这种类型的贸易争执就会自然消散。
对中国而言，在经济结构上，此次危机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需的增长，但各种刺激消费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其背后最为重要的推手，而这种政策有其短期性。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当外需萎缩时，哪怕投资已经不堪重负，中国经济得以“保增长”的最有力工具还是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带来的改变很可能只是短暂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在未来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还是‘三高’——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模式。中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应该学会在这种模式下生存。”高储蓄和高投资，意味着出口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引擎。
出口商们的乐观
表面上看出口企业靠退税生存，实际上这种退税制度本身有其不合理性。
“现在你跟工厂说我有一个单子，工厂绝对会跟你s a y n o的”，浙江海宁某日用品外贸公司负责人告诉《英才》记者，“工厂都很忙，订单插不进。很多工厂都交不出货，定船也比较难。”
不少企业都给《英才》记者带来了类似的消息，据《温州商报》报道，为了按时完成订单，约有30%的温州民营企业决定推迟农历过年放假时间。
据杭州一家外贸公司的王先生介绍，现在海船运费上涨得很快，一个运往中东的2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从2009年12月的1700美元上涨到了2010年1月底的2150美元。当《英才》记者向中海集运宁波公司求证时，得到的答案也应证了上述说法：“最近货量很足，淡季不淡。”
外贸出口商们开始乐观起来，如宁波某一家节能灯出口的生产企业定下了今年出口增长30%的目标，而温州中野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则刚刚申请了自营出口权，准备在2010年大干一场。
在复苏的大背景之下，有些行业的走势却并不明朗。当《英才》记者拨通金华当地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总裁的电话说明采访要求时，该总裁赌气说：“我们做得很差，行了吧？没人买我们的产品，行了吧？”该企业的出口产品主要涉及电动车、摩托车等。还有杭州某汽车蓄电池出口企业则向《英才》记者表示，2010年的市场依旧看不清，他们仍有一半的产能没有开工。温州市夏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则干脆告诉《英才》记者，他们现在单子很少，工厂基本没怎么开工。
但不管怎么说，《英才》记者所到之处，2010年会比2009年好几乎是共识。国信证券预测2010年中国出口增长将达到22%。但是，出口商们乐观的底气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导致出口危机的因素是否都已远去？
“中国宏观调控在2008年6月才转为扶持增长。美国金融危机只是促发整个中国出口危机的帽子。出口危机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有一定关系。”华鸿控股集团董事长龚品忠告诉《英才》记者，“出口退税一下子降了8个点、人民币大幅升值、新《劳动法》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2个点、原材料涨价、银根收缩一齐涌来，出口企业的压力就很大。”
龚品忠的论断反应了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事实，也就是在国家对过热部门实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其一刀切的政策不免“误伤”了其时正处脆弱期的制造业出口部门。
据《英才》记者采访了解，出口退税是出口企业利润的主要部分。正如一位外贸业务员告诉《英才》记者的“要在退税前做平单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退税或许是以上所提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其它因素可以一定程度上转嫁出去。
“退税调整是中国政府独特的做法，先征后退。是否退则根据政府是否鼓励。鼓励的多退、不鼓励的少退或不退。出口退税成为了政府调整出口规模的一种工具。”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卢洪雨告诉《英才》记者，表面上看出口企业靠退税生存，实际上这种退税制度本身有其不合理性，国外一般不征不退。
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国家政策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2009年与出口相关的政策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出口退税率重新提高、人民币开始钉住美元停止升值步伐、信贷政策放宽、新《劳动法》的实施也睁只眼闭只眼。
政策的变化自然缓解了出口危机，它使得出口企业面对的挑战变得单一，那就是外需萎缩。所以，对于那些外需变化不大的产品来说，2009年的日子过得要比2008年好。例如鞋类、低端日用品出口都是浙江省为数不多出现正增长的产品。
民营自救之道
浙江省的外贸企业以民营为主，其特点是借贷很少，基本上靠自有资金。
面对外需的急速萎缩，除了国家政策之外，出口企业自身也千方百计地寻找新出路。“这次危机淘汰的企业以小企业居多，大企业基本上都顶住了。”宁波一家节能灯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英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