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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命运多蹇的人生经历，让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之后格外发奋图强，
并最终奠立了不俗的基业。但随后由于“中航油事件”而最终遭遇4年监禁的处罚。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管理十分严格，日常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服刑人员如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过”。如果被关进去几天，绝大多数人会心理崩溃。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让本来就是在苦海中长大的陈久霖，在2009年2月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余悸地说：“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7次胜仗，名声大噪。但后来在武汉一次惨败，曾国藩跳江自尽。被解救后，曾国藩意气消沉，回到湖南老家。其二弟是出家人，送给他一本五千言《道德经》，曾国藩一夜连读13遍，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熟读史书的陈久霖，在出狱之后对自己落败的原因做了如是解释。
当介入期权交易导致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最终亏损5.5亿美元，陈久霖本人也在随后被新加坡法院以从事局内人交易、公司业绩报告造假、没有向新交所披露重要信息和欺骗德意志银行等罪名，被判处坐牢4年零3个月，罚款33.5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曾国藩将失败归结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用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间用在京城搞后备。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在陈久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从挫败中走出来，并最终奠定大业，就是因为曾国藩想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机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陈久霖对于曾国藩成功之道的解读，无疑是只重表象而忽视了本质。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屡战屡败”之后，依旧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是由于曾国藩通过历年磨练，真正把“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融进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却是一向刚勇而极度缺乏圆通之慧的陈久霖一直没有学会的。
褚时健 归于平淡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
有一个故事：东北某小学正在进行一场考试，其中一道试题为：“请写出中国五大名山。”一位考生挥笔写下“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之后，略加思考，又写下了“红塔山”。一直关注着他的监考老师不禁莞尔。
在云南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红塔山无疑是一棵摇钱树，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创造年利税200多亿元。正因为红塔山对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如此之强，红塔山这一品牌的一手缔造者褚时健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然而，让当地人感到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位“救世主”褚时健，在1996年12月28日却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褚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潮期，人们均以为褚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纷纷表达了对褚时健的同情与声援。随后，褚时健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再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7年，并于2002年春节后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
在保外就医后，褚时健不顾自己75岁高龄，挺着老病之躯，与妻子两个人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挂果期需要6年的“冰糖脐橙”。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如今，已经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在为褚时健忙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定了数，因为挂果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因此每棵树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们一见到长势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不以次充好，也就保证了良果的质量。正因为此，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一般的橙子是10元4斤，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卖1公斤8元，还买不到。他的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云南本地“有价无货”。
就在褚时健于哀牢山畔用老朽之躯倔强地抗争时，曾在2005年3月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而拘捕的阚治东，在刑满出狱后选择了悄然回归。2007年11月，“猛人”阚治东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开了自己再战江湖的帷幕。
事实上，早在2004年从南方证券请辞之后，阚治东就与老朋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东方汇富和东方现代两个基金。东方创投先后投资了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北京环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公司和Amphastar，Inc等7个项目，现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奥锐万嘉则是阚治东创办的第二家创投公司，注册资本4.1亿元，目前已投资了顺风光电、现代农装以及九派制药，即将还有三个项目处于启动阶段。除此之外，阚治东还发起河北第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河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募集规模10亿元；以及募集规模10亿元的徽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位于上海的第二个基金募集也将马上启动。
尽管目前不太景气的全球经济大势，也给意图东山再起的阚治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相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有过20年轮回经历的阚治东,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寻找到涅重生之路。
自破心中贼
从监狱中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储时健、阚治东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企业家先驱，他们在各自领域，用不同的方式阐释着改革开放的真谛，那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但他们也因为不同原因而遭受了牢狱之苦。如今，他们已经走过了从天堂、地狱到炼狱之间的轮回，在轮回过后，他们的心志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但他们都在逐步从打击之中走了出来，正在尝试着迈向新的征途。
和戴国芳、龚家龙一样，陈久霖之所以最终“兵败滑铁卢”，都是因为没有真正搞明白中国名利场的游戏规则。
按照坊间说法，戴国芳是个典型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经常呆在厂房，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而在龚家龙的10年故友、资深产业投资基金专家崔新生看来，龚家龙之所以最后会败走麦城，就是由于龚家龙始终无法从“极权人物、极限操作、极端行为”这一“三极”冲动中迈出来，最终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巨头卡紧供应链的外源、荆州市政府锁住资产所有权的内壳、证监会掐住资金流通的枢纽之后，最终五罪归于一身（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他们都清楚，在成王败寇的商场之中，赢者都是英雄、输者都是孬种。《王者归来》的大戏，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们都竭尽全力争赢取胜。但他们却忘了，胜利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一个人在名利角逐过程中过于刚勇，必定会遭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丛林法则的报应。
而中盘落败后的陈久霖，已经深刻领会到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回顾那场血腥惨烈的厮杀时，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倒众人推，既倒不怕推。日后垒铜墙，欢迎大家推。”由此可见，陈久霖并没有真正如当年曾国藩那样体味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
而龚家龙在刑满出狱后，在总结自己过往成败得失时，也只是把自己兵败麦城的原因归结为与地方政府的“产权纠纷”。这样的总结，从形式上看是绝
对科学的，可是为什么与天发同样存在“产权隐患”的柳传志、蒋锡培等人可以做到功成身退，而龚家龙、李经纬却最终折戟沉沙呢？
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都取得过大成功——戴国芳曾与沈文荣、杜双华、张志祥并列中国四大“民营钢铁大王”；而龚家龙也曾贵为“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民营油企第一人”；陈久霖在2003年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
如今，他们都刚从监狱中出来。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尽管他们很难像史玉柱那样，实现从巨富到巨负、再从巨负到巨富的完美转身，但他们都已经在经历过大风浪之后站定了下来，如果能顺利迈出“破心中贼”这一关坎，那么，继续“破山中贼”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