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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不久，三星集团前总裁李健熙出现在美国2010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这是自2008年这位韩国首富退出三星董事长职位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2008年8月14日，李健熙因进行逃税、非法债券交易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处罚金1100亿韩元。就在不久前的2009年12月，李健熙获得了韩国政府的特赦。
这并不是李健熙第一次遭受指控。1996年，他被法庭裁定向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愚泰行贿，被判入狱两年，缓刑三年。一年后，他被金泳三总统赦免。2005年，韩国检查机构对李健熙和其他公司高层动用公司资金资助总统候选人一事进行调查，后来宣布未找到相关证据。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韩国SK集团会长崔泰源也在去年被判刑，几个月后被特赦。企业家先被判刑，再被特赦，这成为韩国经济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是韩国的5大财团。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财阀制度帮助韩国诞生出一批规模庞大的世界型企业，但它同时也成为滋生贿赂、垄断的优良土壤。
在经济危机中，三星的表现相当的抢眼。根据其2009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净利润为37200亿韩元（约31.4亿美元），同比增长两倍多，是其历史上最好的季度盈利。
李健熙这次露面，首先强调的是做好充足准备应对未来变化。是的，三星除了要面对激烈竞争、迅速变化的市场，财阀体制未来可能的松动，同样是需要积极应对的变化。在财阀体制下，三星采取了中央集权架构，其中一个叫“秘书处”（2007年更名为“集团战略计划办公室”）的部门是其决策的核心，所有三星的重大决策都是李健熙在该处的协助下制订的。
正是由于三星的这种组织架构，再加上李健熙本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三星决策迅速。三星电子在不确定状况下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往往会成为公司的转折点。三星内部的高管也认为，这些大胆的决定，在其他国家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是不可能实现的。
韩国学者张世真在《当索尼遇到三星》这本书中，提到索尼与三星电子采取的不同战略不会导致业务表现的差别，公司业绩差异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于组织流程和公司高管的领导力。
李健熙曾经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韩国高科技企业模式很有特色，尤其是高度集中的财阀体制，使得企业能够凭借其规模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培养高潜力的员工。由于三星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都是集中进行的，李健熙会亲自过问，使得三星集团储备了雄厚的后备人才。
但是在目前韩国国内一轮对财阀体制的处罚中，三星集团公司内部权力过大的战略规划办公室被撤销，李健熙辞职时也声明将增强三星透明度。
三星的权力集中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快速调整产品方向，捕捉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如果方向错误，没有机制能够规避风险，当年三星进入汽车领域，最终惨败收场就是一个例子。
虽然李健熙表示短期内不会回到公司的管理中，但他对三星集团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就像索尼一位高管曾经开玩笑的说，李健熙有时谈到一件事情，就像上帝的声音。问题是，当这种神圣不可抗拒的声音消失，三星人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用民主集中的方式，找到下一步企业增长的方向。
